“纯洁”汉语的说法需要斟酌

幽幽紫薇

“纯洁”汉语的说法需要斟酌 丁启阵 网上拜读了葛红兵先生的博客文章《什么样的汉语才是纯洁的？》，忝为语言学界一员，我认为，葛先生对语言学界所说“纯洁语言”含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从葛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以为，语言学界所说的“纯洁汉语”是针对使用“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之类语言单位的现象。他说：“我认为在文学语言中，出现一点儿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并不会污染我们的汉语。因此在文学语言中大可不必提生活的（丁按：有点费解，原文如此）纯洁汉语的问题。” 如果葛先生这种理解来自某个特定的语言学界人士——即他所说的“到处发文章、讲演，要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其文章令葛先生“感到很恶心，也很恐惧”的“有个所谓语言学家”——的文章或讲演，我不好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我，吼吼），我可以肯定，自己肯定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演讲，可能也没有看过这个人的文章，不知道他都写（说）了些什么话。但是，倘若葛先生的理解依据包括语言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那么，我大致可以肯定，葛先生误解了“纯洁汉语”这个提法的含义。 语言学界所说的“纯洁汉语”实际上就是“规范汉语”。这个提法，不是葛红兵先生所说的今年“语言学界有人”为了策应前两年文学批评界批评王朔的“痞子语言”和新新人类作家的“洋派语言”才提出来的。至晚，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了“纯洁”语言的说法。1951年6月6日，针对当时社会上语言方面的混乱现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这个提法，迄今尚未被遗忘。198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和健康》；1994年和1995年，《人民论坛》专栏先后发表《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建设文明的语言环境》等文章；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据我所知，这些代表官方意见的文章，所批评的“不纯洁”“不健康”“不文明”语言现象，从来就不曾包括葛红兵先生所说的文章中一般性使用“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的现象。它们所针对的是种种不正确、不规范的语言使用现象。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所指出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的“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有以下三类情况：一是词汇上，“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种词”，“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等现象。二是文理不通，即语法、修辞、逻辑有错误。三是篇章结构上，“空话连篇，缺乏条理”。 不难看出，当初提纯洁汉语，主要是为了使汉语表达更加精炼，准确，易懂，基本上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技术处理，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艺术限制。尽管里边也提到了土语和外来语，但是，前边有“不加选择地滥用”这个修饰语，并非一般性地反对使用这些词语。那篇文章里，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指出要学好语言，有三个渠道：人民群众、外国语言和古人语言。文中列举了不少古代作家，“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称赞他们为“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这些人（包括当代的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中，“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什么没有呢？ 我认为，葛红兵先生所说的“说真话的语言，是纯洁的；说假话的语言是不纯洁的……”，“只有真正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的语言才是纯洁的”，跟语言学界历来所说的“纯洁语言”，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自然，其间也没有任何矛盾。 不过，葛红兵先生的反感和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我认为，可能有如下两个来由： 一个是“纯洁”二字使用不当。一般人理解“纯洁”一词，大约都是“纯粹清白，没有污点”的意思，这个词带有明显的道德评判色彩，是典型的褒义词。从语言学角度讲，语言单位、语言结构、语言风格，本身都是超越阶级的社会现象，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高下之别。有褒义色彩的“纯洁”一词，并不适合用作学术术语。相比之下，不如换成“规范”、“标准”或“合乎常例”等。至于葛红兵先生把“规范”、“标准”理解为“……我们周边的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语式、一种词汇”，那是因为他把语言学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这两个原本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还有一个是，某些语言学者观点过于偏激。语言学研究者有一个常见的职业病：语言观偏于滞后、保守。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通过调查、观察、分析语言材料，从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规则、规律；他们面对的往往是“过去”的语言材料，是回顾式的，而不是前瞻式的；他们关心的是普遍规律而不是个别现象；他们的眼光容易局限于语言的工具层面（语言符号系统）而不能兼及艺术层面（文学的艺术性决定了，优秀作家普遍有突破语言规则的诉求）。凡此种种，使得语言学家归纳出来的语言规范或标准，在文学家看来，会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问题，对文学创作会产生束手束脚的副作用。事实上，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就曾因此受人诟病。 我认为，想把语言规范工作做好，语言学家应该跟文学家（包括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充分沟通，通力合作。 | . .ㄟ 用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