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须化解农民工边缘化危机

在他乡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35%。“打工在城市，户口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自己在城市，家属在农村。”这个顺口溜就是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常年在外打工，甚至举家迁出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数量的较大比重。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技能、收入已经可以支持他们在城市较低水平地生活下去。 　　农民工问题成两会关注热点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让伴随城镇化迅速推进而自然催生的这一特殊群体真正融入城市，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督委员会副主任陈清华呼吁，消除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他认为，应该让其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进一步探索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完善农民工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新生代农民工中就业稳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应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标准，提供廉租房等各类保障住房，并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逐步建立以低端市场租赁房为重点，以保障性住房为补充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 　　为化解农民工“边缘化”危机，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完善农民工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 　　“我们讲要让城镇尽最大可能吸纳农村人口，但这些人在城镇生活得怎么样？”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锡文列举了一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障的占16.4%，加入城镇医疗保障的占18.6%，平均水平到不了20%。 　　全国、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认为，解决城镇化问题不只在取消户籍上。如果只是放开户籍制度，配套改革跟不上的话，就会得大城市病。 　　此次全国两会，农民工代表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从上一届的3人增加到31人，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听听农民工的心声。 　　作为北京700多万进城务工青年中的普通一员，首都保安朱良玉以全国的身份讲述了2亿多农民工的共同城市梦：希望未来的中国流动人口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幸福！流动人口能够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不再出现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使流动人口不再有漂泊之憾，能够融入城市，共享发展成果。 　　从十一届全国首次有3名农民工当选，到今年31名农民工走进人民大会堂；从过去的被动诉求，到如今集体走进公众视野讲故事、提建议，这种转变在湖南团唯一一位农民工代表、31岁的山东枣庄姑娘张晓庆看来，是中国民主的进步，也是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与逐步认可。户籍、保障性住房、子女就学或是农民工圆梦城市的第一道“屏障”，张晓庆期望，有一天大家不再用“农民工”来称呼自己，将“农民工”改称为“产业工人”是她今年带来的建议。她说：“工资不是我们的唯一追求，归属感与认同感才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安定的最终追求。” 　　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尴尬境地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无法迈过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坎”， 没有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新生代农民工正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近年来，农民工已进入了代际转换时期，其中，“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外出农民工的６０%以上。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更好一些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更注重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期盼在城里长期稳定生活。他们要求在精神、情感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始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委员说，新生代农民工想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很强烈。但现实是因为各种限制，这个城市还是不能接纳他们。他认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在就业和发展方面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尽可能地减少障碍，真正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他们既然来到城里，就不想再回到农村。他们有很清晰的生涯规划，已经从以前的“找工作”到“要身份”转变。他们已逐渐成为城市产业经济的主力军，既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愿回归农村。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民工市民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日益升温，农民工市民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大了2倍～3倍，但户籍人口只扩大了1倍，人口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全国、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蔡继明认为，我国现在有2.6亿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都找到了工作，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城市定居，迟迟不能变成“居民”。 　　这种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活状况不仅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阻碍了城镇化带动经济更快增长。而跨越城乡间的鸿沟，首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变市民，远非户口簿上改两个字那么简单。小小的户口簿，绑定的是保障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众多保障。 　　农民工市民化,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认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2011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重庆、嘉兴、武汉、郑州4地测算，得出农民成为市民的人均成本在7.7万元~8.5万元。如果以此为参照，2.6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了城市“难以承受之重”。 　　从农民工到学者，认为“10万元成本是吓唬人”的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只要取消户籍附带的社保、医疗、教育限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全国、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直言：“我到地方参加，发现地方农民工市民化安排得很好，但相应的财政预算却没有准备好。我在全国两会上会问问：新型城镇化特点是农民工市民化，你的预算准备好没有？” 　　辜胜阻发现，在今年年初已经召开的地方政府两会上，虽然很多地区都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施政口号，但在财政预算报告中却看不到支持这项改革的资金安排。 　　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享受义务教育、高考、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政治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市民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农民工住房还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机遇。在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民工的市民化上。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有新思路，大手笔。 [url] 本站强荐: #城 #真_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