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山上寺（日照庵）下寺（智藏寺）杂考(1)

亦梦亦然

在大泽山腹地瑞云峰前,有上下错落的两座寺庙,下面的一座名智藏寺,俗称下寺,上面的一座名日照庵,又称碧霞元君行宫,在智藏寺之上里许,俗称上寺。两寺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可惜均毁于抗日战争时期。近年来海内外有识之士醵金重建,基本恢复了昔日的规制。两寺重建,为大泽山增色添彩,对开发这座名山的旅游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重建两寺意义重大,研究两寺的历史和演变过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寺庙被毁年代已久,碑碣多已不存,资料无多,要弄清其历史面貌已非易事。诸如两寺的始建年代,始建人及历任主持、庙产庙地、重修情况及规制变化等等,今天已很难弄清。现在研究两寺,只能从仅存的一些蛛丝马迹加以推测考究,未能尽合历史真实自不待言。但今天再不进行研究,抢救性地弄清一些史实而留待后人去做这项工作,到那时年代会更加久远,史实会更难弄清。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拟就现有的一点资料作些考究工作,若能为今人了解两寺提供些事实,为后人研究留下些材料和线索,则幸甚。 一、下寺始建于北宋政和二年之前,很可能是建于唐代;上寺始建于嘉靖二十九年以前,有可能建于元代 两寺始建年代均无法确考,只能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做些推测,将来如能发现记载始建的碑碣,现在的推测才能得以确认或纠正。智藏寺在清康熙《平度州志》和乾隆《莱州府志》上均说始建于金明昌七年（公元1196年）。以后志书都沿用此说,已成定论。但近年来人们发现和研究山中题刻,指出此说明显是错误的。 在智藏寺东南侧的甘露泉石壁上发现有北宋政和二年的两则题刻,一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中有“夜宿禅居寄洞天”和“凌晨侧听高僧论”之句,诗后有“宿大泽山早起政和二年六月三日朱巽题”字样;一则是一首五律,诗后识记文字曰:“壬辰仲夏四日永兴秦元似谒言公禅伯因游大泽山智藏寺留题。”“壬辰”乃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北宋政和二年就已经有了智藏寺,比“金明昌七年”早了84年。朱巽是荆门军人,秦元似是永兴长安人,既非平度及其附近人,又未在平度及附近州府为官,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泽山智藏寺,说明此寺已是有相当长历史闻名遐迩的着名禅寺。可见智藏寺的始建年代在宋徽宗政和二年之前,乃至大前。 早在南北朝中期以前,大泽山附近就有了佛教禅寺,这有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苏村（大泽山主峰西南20公里处）释迦院造像碑上面的“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字样为证。到南北朝末年佛教的影响已推进到大泽山西麓天柱山一带,这有天柱山脚下劈石门石窟中的“武定六年”（公元548年）四字得以证明。看来佛教在大泽山近旁存在的历史是很悠久的。那么,在北宋末之前的什么时候山上就有了寺庙呢?有这样一说可供参考: 《平度文史资料》第一辑上有杨光等人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大泽山“唐始建兰若,迨宋元益显”的引文,出处作者未注明,现已无可查考。若这说法成立,那么,智藏寺就是唐代始建的。唐代是个佛事大盛的朝代,当时全国各地寺庙林立,佛教势力极度膨胀,以致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灭佛措施,但唐武宗死后,佛教势力又很快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智藏寺的始建是极有可能的。 日照庵的始建年代更为扑朔迷离。明代人张书绅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游大泽山,写下了《大泽山记》一文,文中有“余觞二僧于日照庵而别”的记载,可见在张书绅游大泽山时就已经有了日照庵,其始建当在明嘉靖二十九之大前。 上寺山门两旁的一对石狮子在1953年7月被山洪冲至下寺附近,一只埋入地下,一只犹存,据文物专家考证,这石狮的雕刻具有明显的元代风格。既然上寺位置在元代即有寺庙用物石狮子,这就证明日照庵在元代业已存在。 二、两寺旧时规制都很宏丽,尤其下寺,可称大型庙宇 北宋政和二年朱巽《宿大泽山早起》有“夜宿禅居寄洞天”句。禅居即僧人居住的寮房,可见早在北宋时智藏寺内除供奉神像的佛殿外还有可供游客暂住的寮房,足见在那时下寺已有一定规模。明嘉靖年间张书绅的游记中说:“多士假僧舍读书”。寺庙能容得下多士在里面读书,可见到嘉靖年间下寺已是有众多僧舍的大型寺庙。镌于日照庵附近石壁上的一首作于明洪武十四年的七绝有“琉璃古殿绿苔生”句,洪武年间这里已有顶覆琉璃瓦的古殿,由此可以想见其规制面貌之宏丽。现在山沟里还可看到有琉璃碎片,这可印证这一诗句。 两寺规模、气象由上可约略想见,那么两寺有些什么建筑物呢?下寺抗日战争年代毁于兵火,解放初又改建为林场用房,其原先的面貌已难考查,只能从前人记录来找线索。明代龙文明于万历三十年写的《大泽山记》载:“山之中方为寺,寺有廊、有门、有夹室。越门三重,为大雄宝殿,中奉如来及阿罗汉像,殿材巨丽雄壮。”可见当时的下寺有廊、门、夹室,进三层门始见大雄宝殿。万历四十三年《重建大泽山智藏寺碑》中提到寺有天王殿、斋厨、钟楼、碑亭、山门等建筑物。1937年崔云亭先生在《大泽山游记》中写下寺“殿供如来及阿罗汉像,碧瓦重檐,雕梁画栋,规模庄严,气象峥嵘。”这写的是大雄宝殿的状貌,可见是一座雕梁画栋上覆绿色琉璃瓦的大型殿宇。上寺毁后未作改建,其屋基残垣直至近年重建时尚可辨识, 其格局宛然可见。这是一个一进院落,进山门两侧是钟鼓楼和东西两配殿,北面是泰山老母殿,殿西接山略小者是无生老母殿。正院东侧是一布局紧凑的四合院,正房为一二层建筑,专门用于接待,南屋为僧寮,抗战前夕,最后一任主持悟心即住此。寺后四、五十米更高处又有一殿,名梳洗楼,是上寺的附属建筑。“庵之旁多嘉树,与乔松竞姿”,“出殿后西行松隧中”（龙文明《大泽山记》）,可见两寺皆掩映在古树林木中。 三、两寺均有众多僧寮可供游客休憩、寄寓和文人学士长期在内读书讲学 明人张书绅《大泽山记》中写他由二僧陪伴来游大泽山,进入普贤门到下寺时,“寺僧迎余松下,由殿角观磨刀石、尝乳泉,抵方丈宿焉”,这就象到了旅店一样,有僧迎接且做导游,游后安排住宿。文中又写“次早二僧以他事先归,余觞二僧于日照庵”,上寺僧舍很象是一个山中小饭店。就在张书绅这篇游记中,还有“多士假僧舍读书。适于子起潜、毛子梦鹤、梦麟、周子子由方讲学山中”的记载。另据史料记载,明代户部右侍郎书法家刘耳枝青年时曾“读书大泽山中,采柿叶学书”（《掖县志》）。清末带领清兵抵抗过八国联军的护理直隶马兰镇总兵张鹏举曾“从掖邑廪生翟贻序读书大泽山下寺”（《封武显将军张公鹏举墓志铭》）。明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毓祥明亡后“避居九青山（大泽山别称）,与赵伯浚宿翼之王襄哉辈倡和”（民国《续平度县志》）……以上事例足以证明,当时的下寺已成为青年学子读书、文人雅士进行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及高人胜士隐居的理想场所。 大型庙宇兼有供游客食宿和文士处的功能,这在古典小说戏剧中是屡见不鲜的,上下寺也正是这样。大泽山中有那么些诗咏题刻,史志中有那么些描写大泽山的诗文,与两寺为文人雅士提供这些方便是分不开的。若无两寺提供处,人们只能当天上山当天下,哪还能题字刻石!而两寺在发挥这样的作用之时,自身也必然增加了收入,古代两寺之所以那样兴旺,肯定得益于与这“以寺养寺”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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