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盼盼

        近日，在网站上看到一本《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纪念刊1959》在出售，便毅然决然地购买到手。因为当年这些先进工作者当中有我的父亲崔松仁。
6 q% D+ t, R" @0 N6 X) E+ }       1927年阴历12月25，胶南县大场镇后官庄村一个贫穷农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这就是我的父亲。那是一个黑暗而动荡的年代，战乱的发生、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贫富的悬殊、生活的艰辛，使得父亲从小就对旧社会产生了憎恨。后来，共产党的火种播撒到了胶南大地，善良正直、侠肝义胆的祖母，成了村里最早的共产党员，被选为妇救会长。正是祖母的言传身教，父亲加入了儿童团，给祖母当“通讯员”，时常为八路军送情报、带路，做着很平常却充满危险的事情。      
      1944年冬的一个深夜，父亲带领八路军侦察员，到距村东北三里地的塔山日伪据点进行侦查。驻守的日伪军在塔山顶上修建了炮楼，炮楼外构筑着高高围墙，围墙外有丈八深的壕沟，并在壕沟里灌满水。由于天黑路滑，父亲一不小心掉到壕沟里，锋利的薄冰将他的手、脸划破，刺骨寒水湿透了全身。为了不影响侦查，父亲咬紧牙关，坚持到胜利完成了任务。不幸的是，父亲双腿被冻僵，一连三个月瘫痪在床。后来，祖父多方求医问药才把父亲的腿慢慢治好。父亲腿愈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 v2 r: V$ u: U       1947年孟良崮战役期间，父亲带领一支送粮队“支前”。当行进到诸城北遇到土匪，经过巧妙周旋，父亲勇敢机智地击退了土匪。为了把军粮及时送到前线，夜以继日地赶路，实在困乏了，父亲就和民工们咬一口辣椒提神。饿了，父亲也不动一粒军粮，冒着敌人炮火，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务，并荣立三等功。
      1947年，老家成了解放区后，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出任藏马县旺山区公安员，1951年调到潍坊地区公安署工作。在侦破大案、要案的过程中，父亲多次受到地区公安署的通报表扬，1958年荣立二等功。1959年，父亲被评为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在北京受到了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8 {% q/ c. k. y9 e       1961年，因工作需要，父亲调平度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在任期间，他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好几次上调工资，按贡献、论条件，父亲都应该涨工资，但是他总坚持让给别人。其实，我们家庭也不宽裕，母亲远在胶南老家农村劳动，上有祖父母，下有我们姊妹五个，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父亲还是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
1 w, Z9 }( {) U1 S1 n4 k* r     每逢过年过节，父亲总是把回家过节的机会让给别人，自己在局里值班，忙局里的工作。由于不能经常回家，父亲只能写封信给母亲问问平安，通信成了父亲“探家”的主要方式。写信，局里有现成的公用信封、信纸，但父亲从来不用。上世纪七十年代，组织拟提拔父亲担任平度县公安局局长。父亲却说，别人干比他干更合适，体现了父亲的高风亮节。
4 F+ P2 ]) s8 ~$ [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总是把是非往自己身上揽，绝不往外推，体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
: H: I+ i+ n1 T" r2 s" ?      1976年父亲因身体原因，离职休养。直到现在，父亲一些健在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过春节仍然不忘来探望我父亲，称赞父亲的美德。
! G5 g% p3 T/ P       如今，父亲年事已高，行动迟缓，但有些事情仍要坚持自己做，尽量不用别人。父亲虽然没有万贯家财给我们，但给了我们好的思想好的品质。这些是用金钱买不来的，这是无价之宝，我们会受益终生。永远的家●马春丽
       父亲去了青岛之后，老家的房子就托付给堂兄照管。堂兄腿有残疾，不能干力气活，便依托房子，建起了一个小超市，盈余虽不及一家人柴米，但堂兄很知足。
9 b# A; G/ Z1 y3 w% [       门前的那株老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曾有人出价一千元，购去做绿化树，父亲不肯。堂兄几次劝父亲，这个价格已经够高了。父亲的双手慢慢抚过老树的枝干，半晌才说：“留下它吧，夏天的时候还能为你们遮遮荫凉。”我不知道，那一刻，父亲想起了什么，也许是某一个迟归的夜晚，一双儿女在树下焦灼地等待；也许是某一个阴雨的日子，与妻子在树下有过的龃龉，握手言和。
1 m1 c% d( F8 b: P) ]( v       树下有一截石桩，表面已经磨得光滑了。有蹒跚着经过的老人坐下来歇脚，也有雀跃的孩童在上面攀爬。若适逢农闲，恰又天气晴好，树下便三三两两有人聚集，或商议农事，或聊聊家常。父亲不善言谈，但每每端茶倒水，殷勤招呼。母亲心疼茶水钱，父亲却说，房子像人，也要积攒人气，人气旺，才能家族兴旺。
       和房子一起留下的，还有家中的一条老狗。堂兄说，父亲走后，那条狗曾大病过一场，堂嫂嫌弃，找一个偏远僻静的沟渠扔了，任其自生自灭。却在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清晨，堂兄早起开门，发现，那条老狗居然蜷曲在门前，毛发脏了，眼神暗了，但看到堂兄，还是努力地站了起来，两只前爪搭在门槛上，神情里，有乞求，也有期待。堂兄把它抱进屋里，再也没有让它离开。堂兄说这些的时候，一家人正围在桌前吃早饭，父亲拿起了盘里仅剩的一个肉包子，放到嘴边，想了想，没吃，扔给了那条自他回家后一直绕在脚下撒欢儿的老狗。
       如今，那条老狗一直都在。堂兄说，按辈分，它应该是曾祖母级的了，村子里好多人家的狗都是它的后代。我回去的时候看到过它，不再爱在人前撒欢儿了，更多的时候，它喜欢静静地蜷伏在墙角的阳光里，偶尔，会有三两只调皮的小狗，围上来，触弄它的嘴巴，鼻子。它任由它们嬉闹，就像一个老人，宠溺着自己膝下调皮的孙儿。
       一晃几年过去了，家门前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旁竖起了崭新的健身器材，房前，俨然成了村子里的活动中心。父亲每次都是匆匆地回来，又匆匆地离开。父亲说，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心里也觉得很踏实。我知道，不管城市的楼房有多高多大，不管城市的生活有多舒适繁华，大槐树下那幢斑驳的老屋，才是父亲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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