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宋、亡明宫廷妃子与崂山道乐

盼盼

       道教音乐是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崂山道乐则是道教音乐中独具特色的一大分支。
       崂山自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张廉夫搭茅庵供奉三官并授徒拜祭开始，道士们的早课、晚课的经文就配有一定的韵谱。这种曲谱不仅可以使道众颂经众口一致，而且有清喉抒胸，提高吐纳效果和凝神聚精的作用。
       这是崂山道乐的发端。
      两千多年来，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层次人物的参与，使崂山道乐不断丰富完善。
     唐代大诗人李白与唐宫廷乐师浙江道士吴筠，曾同到崂山旅居，在太清宫北山之阳，蟠桃峰下，饮酒唱和，为峰顶的“王母瑶池”咏叹抒怀，共同创作了《清平调》曲子，并传授给太清宫道士，同时还把江南道家经韵曲牌《三涂五苦颂》传给了崂山道士。
      又据《玉清乐引》载，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于金大安元年（1209年），由胶西二次来崂山太清宫，将唐代的《三涂五苦颂》8首进行改编，把每首的精华摘出来合成一首，更名为《三涂颂》。《三涂颂》成为宋以后崂山道乐曲牌中的精华。
       崂山太清宫道长刘处玄，在创立随山派之后，静居太清宫数十年，除著书和讲道外，还将《十方经韵》进行了改编，使太清宫的经韵与其他道观的经韵有了明显的区别。这里的经乐，曲调清新幽雅，抒情性强，有浓厚的地方音乐色彩和宫廷音乐氛围。
       与此同时，清静派创始人孙不二与侄女孙又贞于金泰和年间（1201～1208年）两次来崂山，隐居明道观和白云庵等高山庙庵，精心研究医药和经曲。据 传《崂山吊挂》即出自二人之手。这一经曲直传到现代，仍称《孙谱》，是崂山道士最重要的经韵曲牌之一。
       这些都是崂山道乐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源头。
      崂山道教音乐除去上述源头之外，还与南宋宫廷妃子谢丽、谢安姐妹和明末宫廷妃子养艳姬、蔺婉玉避难隐居崂山有关。
      南宋灭亡后，宫廷妃子谢丽、谢安姐妹俩，由浙江临安至崂山塘子观隐居修道。两谢在宫廷时就精通琴法韵律，能演奏古琴和笙、管、笛、箫等多种乐器，来到崂山入道后，便积极研究道乐，把宫廷音乐融入道乐的经韵曲牌之中。两谢来崂山之前，“接大驾”和“祭三清”的仪式除了用《大赞》，就是用《三涂颂》。两谢来塘子观后，把原《三涂颂》之首段编配上虔诚、优美、感人，富有地方和宫廷乐曲特点的旋律，名曰《三清号》。此曲牌始为初一、十五及年节时使用，至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崂山道家规定《三清号》只能用在“接大驾”的仪式中，平时不准使用。此时，两谢还积极开辟“应风”道乐,为百姓的“应风”道乐外坛服务；主张道士念经，既可用管弦伴奏，也可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崂山道乐便分成了两个区域，即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内山道观和用管弦伴奏的外山道观。外山道观可以参加民间的“应风”活动，故又称“应风山门”。塘子观则同时具备内山、外山两种特点。在两谢的倡导与传授下，崂山的“应风乐”影响很大，在崂西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百福庵的笛子,大妙山的笙,马山的管子万般通”。
      无独有偶。
       明朝灭亡后，宫廷中崇祯皇帝的两个妃子——养艳姬与蔺婉玉，在太监蔺卿保护下，化装成乞丐，携带金银珠宝来到崂山，先在修真庵出家为道，后迁居百福庵。养艳姬，山西宁武关人，擅长吟诗、抚琴，是明末晋北有名的才女。蔺婉玉，是崇祯帝内侍太监蔺卿之侄女，北京人，自幼善丝竹歌舞，被选入宫内任乐女，又选为妃。她们来到百福庵后，得蒋清山道士之助，精心研究道教曲牌，积极开展外山应风活动，使百福庵成为清代至民国年间崂山道家应风活动的中心。江南、川、陕、晋、豫及东北等地道士纷纷前来百福庵，学习各种应风乐曲及演奏技艺，她俩创编的大型祭悼曲牌《离恨天》与《六问青天》《山丹花》等流传至上世纪80年代。
       宋、明宫廷妃子避难崂山，带来了高雅的宫廷音乐，为崂山道乐的丰富和完善做出了贡献，同时，对胶东民间音乐的丰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