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传略》序

盼盼

    我与罗竹风

    我与罗竹风从未谋面，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尽管他多次回到平度故乡，探望旧友，包括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和乡亲们，但他无法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孩子的存在。

    我真正关注罗竹风是因为前些年研究胶东报业史，从抗战到第二次国内战争这个时段，罗竹风的名字时常出现，也格外醒目。因为报刊往往将作者“罗竹风”三个字以手书形式放在标题之下，显然作为重头文章。其次，由于同乡的关系，看到这个名字和熟悉的笔迹总有几分亲切感。

    有一次，我在翻阅1946-1947年《大威周刊》（王明亮博士推荐）的时候，发现罗竹风一篇学术文章《论简字》，长达六千言。文中对于简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做出学理分析，显示了极好的学养。我当时就想，这位战争中的革命者，在胶东和临沂两个解放区之间奔波，竟然如此从容不迫的进入学术状态，考证每一个文字的演变过程，这得需要多大的定力啊！于是，我翻阅了罗竹风早期关于语言改革的文章，写下《出版家罗竹风佚文＜论简字＞与胶东解放区文字改革》。

    之后，看到罗竹风大量的佚文，谨慎起见，每一次都打电话联系罗竹风的女儿，确认文章未经刊发和收藏。据他的女儿讲，罗竹风在世的时候，很不注重收集自己的文章。我推测原因诸多，起码有这样几个：一是他吃过文章获罪的苦头，抗战时期被打成托派，死里逃生。文革之前，因为一篇杂文与姚文元笔战，文革成为把柄。以文获罪，是历代文人之祸难。其次，他身为出版局主要领导，整理出版自己的着作，实为避嫌。

    终于我鼓足勇气，将罗竹风早期的新闻活动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下来，为此，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资料收集工作，成为罗竹风新闻活动研究的一个开端。国内第一篇以罗竹风新闻活动为选题的硕士论文由此诞生。之后与张忠强一同参加了在湖北大学主办的“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学术研讨会”，发表了《罗竹风与胶东抗战报刊》。会上，有专家恍然，原来罗竹风是一位报人啊！

    至于参与《罗竹风传略》的策划并为之写序，完全是罗竹风的好友孙志斐和作者张忠强的催动。

    我与罗竹风的好友孙志斐

    孙志斐是上世纪60年代国家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下放干部，在平度扎根。孙志斐称得上艺术通才，文革时期，他的家就是一个艺术沙龙。像我这样痴迷艺术的孩子，在他家里可以看到许多世界名画的图片和文字，听他的讲解。特别西方美术，裸体造型十分普遍，也是禁忌之物，但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这种艺术启蒙影响了一生的审美视野。

    就是这位孙志斐先生，文革时期受县武装部的委托，前往上海寻找当事人罗竹风撰写平度抗战回忆录，以获得一手材料。而罗竹风当时正落难，无人搭理，避之若瘟，想不到家乡来人，礼貌周全，情义厚重，谈话推心置腹，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

    文革结束之后，罗竹风官复原职，首次回平度，探望的第一个人就是孙志斐。由于这种交情，罗竹风与孙志斐就有了长期的书信往来，从文革到临终前数日，多达200余通。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手札的原件，是因为要做一个课题，关于文革时期城乡文化传播的内容。孙志斐拿出书信，亲自给我翻看，我手持相机翻拍。书信内容连贯起来，就是那一段历史的缩影。单从罗竹风的个人传记来说，将他20年来的基本行踪、生活细节甚至内心思虑记录成文，真是难得。包括去何处开会，办什么刊物，写什么文章，到哪里考察，生病了，住院了，刊物停办了，回老家了，上海菜价涨了，老百姓有什么怨言了，出现什么腐败问题了，如此等等。当然，还伴随着罗竹风回平度期间与孙志斐的一些合影，图文并茂。孙志斐与罗竹风的这段交往，为传略的写作提供了系统的原始资料。张忠强为此受益良多。有时候感觉传略写得比较枯燥，缺乏故事的时候，我就提醒张忠强，再翻读一下那些书信吧。很多情况下，就会获得一些带有体温的东西。

    孙志斐为《罗竹风传略》题签，我感觉十分得体。其一作为罗竹风的好友，其二作为家乡的书法家，其三作为魏碑书体，大泽山摩崖石刻成为平度文化的代表，孙志斐写了一辈子魏碑，作为平度现代书坛魏碑的始发人，当之无愧。其四大泽山正是罗竹风带领抗战队伍打游击的根据地，他每回故乡，必来此地。这个题签真是恰到好处，墨迹就保存在我这里。

    我与罗竹风研究者张忠强

    张忠强是平度市的一位青年干部，喜欢当地的风土文化，偶然的机会，开始关注罗竹风，收集了一些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罗竹风的文章，一时成为当地研究罗竹风的专家。

    有一次，孙志斐给我邮寄的图书中就夹着一封张忠强的来信，无非自我介绍，希望拜师，以期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云云，我浏览了一下，感觉年轻人总喜欢做些事情嘛，也不很在意。

    后来，孙志斐来访，张忠强陪同，这才与他见面，并且留下极深的印象。

    山大威海校区的松林里面有一处景观，叫作先贤林，立着几十尊修石，上刻山大历任校长和着名学人的名字和简介。张忠强对此大感兴趣，清早就拉着孙志斐拜谒先贤林，逐一观看。会面时孙志斐对我说，这片景观还不错，但石头倒地好几块，无人管理，小张费了好大劲才扶起来，干了一个早上。张忠强憨憨笑着，身上还有几块泥巴。小张却对先贤林提出自己看法，他认为，先贤之中，应该有罗竹风的位置，一是因为罗竹风做过山大校委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二是罗竹风曾任山大中文系教授，其学术成就也足以立碑。哈哈！他心里只有罗竹风。

    第二次见面是在平度，居然也与大石头有关。我们的约见确定了一个时间，但张忠强未能按时到达，这很不符合他的行为方式。后来小张出现了，连声说对不起，然后讲述自己开车差点儿撞上路中央一块大石头，真险！下车想把那块石头挪开，可石头太大。拦车求助人家不理，害怕招惹麻烦，好歹找到一个扫街的老汉，帮着把石头挪开了。边说边到卫生间洗手，用毛巾擦着衣服上的泥巴。

    张忠强很擅长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关于罗竹风的着作、书信、手稿、佚文，以及亲友的纪念回忆性文章，仅书信就有600余封，这些摆满了书架子。为此，他走访了许多罗竹风生前的朋友，每一件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离奇的故事。

    他的兴趣爱好差不多也是以罗竹风研究而展开的，比如他喜欢工具书，尤其喜欢查阅《辞海》和《汉语大词典》，这都是罗竹风担任主编的辞书，张忠强的学问也由此增长和增殖。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追“风”之路，我的<辞海>情缘》，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生活与心境。当然，局限性也是存在的，做学问需要更大的知识基础和人文素养。

    张忠强跟我探讨罗竹风，是因为他有意出版一部关于罗竹风的文集，我看了目录，都是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资料和介绍性文章，也有一些个人读书心得之类，长短不一，文体不一。我便建议他强化资料文字，写出人物传记。

    张忠强似乎有些犹豫，商量了很长时间，初步定为“传略”。可进展并不顺利。

    有一天，突然接到张忠强的电话，说有一位外地访客，准备着手撰写《罗竹风传》，特别来平度实地探访罗竹风生活的地方，并登门收集资料。在这种刺激下，传略写作的紧迫感显然突出了。自家人写自家事，平度文化人的心态。

    初稿的完成使张忠强很亢奋，以为大功告成。其实问题是不少的，书稿内容完全是一种人物盛赞，真正有分量的史料反而省略了。既然张忠强视我为老师，我便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态度之严厉，过后真有些懊悔。关系平等嘛，你是谁啊？张口训人！我这样自问。

    第二稿开始收集原始资料并仔细研读，特别罗竹风早期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报刊，返回胶东所创办的抗战报刊，不断有所发现，大量的佚文也随之而来。研究获得进展。他随后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纪念抗战七十周年的学术会议，获得专家们的好评。

    书稿的写作中，我与张忠强时有交流，时有争论，有的时候很激烈。几次争论大都涉及到人物传记中作者的立场问题，我坚持价值中立的观点，为保证传记的客观性。

    最后落实到罗竹风一生当中的负面，应不应该写？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比如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如此等等。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在如此繁复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人能够保持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罗竹风也是如此，他自己也在文章中反思，挨过整，也整过人。我有时也想，为什么罗竹风最终选择了词典的编辑工作，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词典学是一个相对超越时代与政治的领域，他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尽大可能的规避政治运动，保持一个党内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

    但张忠强还是感觉下不了笔。他太爱家乡了，太爱罗老了，他从来不直呼罗竹风的名字，所有言谈中总是称“罗老”。然而，持续不断的学术探讨让他理解到史笔的分量。终于有一天他将自己保存的资料拿出来，商量这部分负面史料如何处理的问题。记得网上交流时他有一句话：“老师，这就是所说的不为尊者讳，是吗？”原来他心知肚明。

    传略终于“杀青”了，我感到释然，动笔写了这篇序文。

    2016年于山东大学□历史典故古代号贩子

    1835年，一个叫伯驾的洋医生，在猪巷七号院二楼开办了一家西式诊所。之所以诊所开在这里，是怕开在繁华嘈杂处容易引起当地政府注意，进一步激化汉人与洋人的矛盾。在当时，莫说到洋人的诊所里就医，即便用洋货也会被当作汉奸，被称为“三毛子”，所以到西式诊所就医还得低调点。

    女性病人比例并不多，所占比例可能连1/3都不到。一来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二来女子受中国礼法影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会单独出来。即便遇到恶疾来医治，也多是由自己的男人陪伴。有意思的是，进诊所之前，女人会用围巾把自己的脸围将起来，只露出一双疑神疑鬼的眼睛。生怕洋人瞥过来的目光，会玷污了自己的清白。

    这么多人来看西医，倒不是因为西医胜过中医。多数人是因为中医治不好病，来西医这里碰碰运气，有的是穷得没钱抓药，听说洋人有时候会“犯傻”忘记收病人的钱，来占点便宜。病人多患有耳聋、脓肿病、白内障等中医不便医治的病。这些抱着试试看想法的病人，都得到了良好的医治，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看病。伯驾医生为了维持秩序，便叫自己的汉族仆人给病人发放签位，让病人排队。

    中国人确实有经济头脑，仆人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但常常把竹签藏起一部分交给“黄牛”，“黄牛”把签位卖给看病的人，然后两人坐地分赃。伯驾医生通常是不收穷人钱的，买到签位的人以为洋人好面子，把签位当药来卖，还觉得洋人有文化，不便直接收“方孔兄”，以竹签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