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藏寺始建于唐的两条确证

盼盼

    大泽山智藏寺，这座胶东名刹始建于何朝代，一直以来是个扑朔迷离的问题，至今也还是说法纷纭。
    在1987年10月19日《平度大众》发表李树先生《大泽山智藏寺始建于北宋》一文之前，这问题却既不“扑朔”也不“迷离”，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智藏寺“始建于金明昌七年”。平度的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和乾隆年修的《莱州府志》上都这样说，此说已成定论。
    自从1987年李树先生文章发表后，“金明昌七年”说被不由分说地否定了。同时，李树先生提出了“始建北宋”说，这由他的文章标题可见。至2009年他在一则“附记”中对自己的说法做了修改，说“‘始建于金明昌七年’为误，形成了共识。可是始建能再上推到何时，却有唐、宋两说。都是因为还缺少确凿的证据，至今尚难定论。”
    十多年前，我和高瑞吾先生合写的《大泽山上、下寺杂考》一文中，在详说了李树先生否定“金明昌七年”说并表示赞同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始建于唐说”。我是根据《平度文史资料》第一期所载杨光先生一文中的“大泽山‘唐始建兰若，迨宋元益显’”的引文提出的。但杨光先生没有说明引文的出处，杨先生早已故去，所以我所依据的证据无法查证，我的观点的支撑点是孤证且又不牢靠，所以我的“始建于唐”说未引起反响，未得到支持而成为共识。
    高瑞吾先生可说是当今熟悉大泽山第一人。他出于对这座山的热爱，不光对这座山的一峰一石方方面面不懈地考查与研究，而且十分注意收集有关大泽山的文物古籍。十几年前，他去逛文物市场，一本书名《大泽山记》的书使他眼前一亮，他翻开一看，是用毛笔字书写的有关大泽山内容。他当即购买到手。
    没想到这本六十四开品貌不佳的小书，竟然是本存留了大泽山不少信息的宝贵资料。书的作者名孙殿芳，字颂一，清代乾嘉时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孙氏借就读大泽山智藏寺之机，对山中碑刻及镶嵌于寺壁汉白玉石上古人题咏逐一辨识索录，汇成《大泽全集》，亦称作《大泽山记》。
    近日，我读了这本《大泽山记》，发现它对深入研究大泽山有不少作用，是很有价值的一本资料书。譬如：书中收集了大量的咏大泽山的诗作，都是摩崖和史志中所无的；再如它收集的碑文，补足了现存残碑的缺文……等等。
    就在该书辑录的完整碑文中，我发现了两处与智藏寺始建有关的文字，使我眼前一亮。啊，我的“始建于唐”说所据引文不是“孤证”了！
    书中收了《重建大泽山智藏寺碑记》。这碑记我在前面介绍过，当时所见的碑文有三分之一缺失，连立碑年代也无存，不过可辨认出撰文人为孙继善，篆额人为张孔教，书丹人不可辨。孙、张二人皆万历进士，所以认为此碑系万历年间所立。在这本《大泽山记》中碑文全了，立碑年代也有了，有落款“崇祯元年岁在戊辰孟夏之吉”，可知以前称是“万历碑”是错的，万历中进士却不是万历年间立的碑，而是到崇祯元年（1736年）才立这碑，应说是“崇祯碑”。书丹人也有了，是进士云南道监察御史张新诏。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最感兴趣的，触动我的困惑点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碑文中这几句话：
    山故有智藏寺，创自唐代，递废递兴，洪武元年异僧一庵纯公……
    这段话后面详细介绍了一庵纯重建智藏寺的事迹，这先不要管它，关键是这段话中有“创自唐代”四字。这就很明白地指出了智藏寺是创自唐，而非北宋或别的朝代。
    在这本《大泽山记》能确定无疑说智藏寺是始建于唐的字句这不是孤例，书中还抄录了落款“永乐十三年莱州僧纲司都纲昌志智藏禅寺住山沙门昌武同立”“慈云禅寺住持继达撰”的一篇碑文。碑名阕如，碑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胶湄之北，山名大泽，寺号智藏……然开于唐，已隆盛于金宋……
    这段话中“开于唐”三字，也说得毫不含糊，明确地指出“寺号智藏”的寺庙是始建于唐代。
    这就够了，有时代很早一为明·永乐一为明·崇祯的两碑都明确地说智藏寺始建于唐代，这就可以定论智藏寺的始建朝代了。
    李树先生说“始建能再上推到何时，却有唐、宋两说。都是因为还缺少确凿的证据，至今尚难定论。”李树先生说“尚难定论”是“因为还缺少确凿的证据”，现在发现了明初和明末的两篇碑文中不约而同地说始建于唐，这该是有了“确凿的证据”了吧！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若还有人持怀疑态度，那在学术上的严肃性就无从讲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