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土地城市化抬高房价

假装、成熟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有制度背景 　　新京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这么难？ 　　范剑勇：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续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收入分配矛盾尖锐、内需不足，也普遍达成共识。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我想从城市化的视角进行说明。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市场化改革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并得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 　　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其实也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分工不断细化、规模经济逐渐体现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我认为，只有转变现有土地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京报：经济蛋糕做大以后就要分割，为何会出现分配不公？我们忽视了谁的利益？ 　　范剑勇：经济蛋糕切割的份额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在中国，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 　　农民工流向到城市里面，就住房而言，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至少政府应该替他们解决基本住房需求，况且经济蛋糕做大本身是由农民工贡献了很大一部分。 　　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 　　土地城市化抬高房价 　　新京报：农民工为什么得不到应有利益？ 　　范剑勇：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现有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一方面，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另一方面，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带来很大的GDP贡献。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然后把这块征地分割，拿出20%-30%土地进行拍卖、并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用40%-50%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大、住宅用地面积小。 　　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 　　新京报：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 　　范剑勇：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只要体制不改变，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同时，现在的房价不可能再涨了，因为高企的房价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从理论上来讲，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 　　新京报：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范剑勇：地方政府应退出土地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地方政府是不参与土地市场的。而我们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先把地征去，再高价卖给你，中间大量的钱用来搞基础设施。也就是说，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不可急推土地城乡一体化 　　新京报：农民工问题和我们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有关系吗？ 　　范剑勇：我自己有一项研究，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或国内市场销售的企业，其生产效率是不高的，而这类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民工。 　　同时，从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就业结构来看，处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往往外出打工，50岁-70岁之间往往在老家从事家庭农业经营。 　　年轻一代在外地打工，年老的在家里务农，这两部分收入各占一半、共同构成了目前的农村家庭收入，维持着“小康以下，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打工的年轻一代从事的是低端化的制造业生产，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构成整个家庭的支出。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西方国家，环卫工人的劳动力有可能在城镇上养活一家人，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福利。而我们的农民工在城镇上的基本住房需求都难以得到保障。 　　现在有人提出来要用土地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说，不要以为市场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简单把农村耕地卖掉或者把宅基地卖掉迁入城市中来，由于产业结构的低端化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或贫民窟的产生。 　　新京报：大多数农民工生活艰难，但据说在大城市，也有农民买法拉利跑车的例子？ 　　范剑勇：值钱的土地往往位于沿海地区，或者是大城市的郊区。北京有些地方的土地补偿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农民一下子有钱买法拉利，甚至出现将法拉利当作出租车使用的情况。沿海地区、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受益，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民不受益，使本来已经尖锐的收入分配形势更加恶化与不公平。 　　新京报：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范剑勇：目前学界与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并占用土地出让的绝大部分收益。那么，为了彻底扭转这一状况，索性将土地出让的所有收益彻底让渡于农民，使地方政府彻底干净地退出土地市场。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思维方法与逻辑推断。 　　在城市就业机会不充足、产业结构低端化造成的低工资收入等情况下，这种急速的土地市场一体化完全可能打破目前稳定的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局面。只有在城市廉租房已经大量建成并对流动人口开放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非农收入能维持其在城市中基本的生活需求，资本下乡的前提条件才是成立的。因此，不可以急速地推进土地市场上的城乡一体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 　　总结起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虽然有顶层设计等措施被提出来，并试图解决体制性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抓住土地城市化这一主要矛盾，在边边角角做文章、回避主要矛盾，是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范剑勇：从研究学术转为研究现实问题 　　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范剑勇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区域间的应用研究，也就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去验证新经济地理学若干假说。这种学术研究与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学术圈内。大约从去年开始，他转变过来，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农民工”是这次采访的关键词之一。“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他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果实。”范剑勇说，我们已经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是并没有把蛋糕切好，这容易爆发由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动荡。范剑勇认为，收入分配当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然后是其他社会保障问题。 　　采访过程中，范剑勇几次谈到深层的机制问题，“地方政府主导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没有踏踏实实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夯实，急功近利的情绪体现得非常明显。”说到关键的时候，范剑勇还用PPT展示，用图表来阐述。 　　“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名义来拆你的房子占你的地，土地收益被拿去投资基础设施，这种在要素市场上‘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他说，如果“体制不改变，房价是没办法降下来的，农民工住房问题在短期内也是无法解决的。” 　　在范剑勇看来，从表面上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而真正的城市化率水平，去掉没有享受公共产品的农民工后，中国城市化率仅30%出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实际上只是伪城市化。”而最让他担心的，“不是农民引发的社会动荡，而是农民工引发的社会动荡。” 　　他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他希望，切实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进而夯实经济发展的内需基础，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题问答 　　“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范剑勇：茅于轼、华生、张维迎，谁敢于讲真话我就尊敬谁。茅于轼老先生以前是学机械的，在接近正常的退休年龄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现在都80多岁的高龄，还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关注民生，这点我很佩服。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范剑勇：我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中国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之前，中国被称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国外非常关注中国。但是，做大了的经济蛋糕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要切实解决和消除这类潜在危机，才能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范剑勇：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化问题。在接下来一两年里，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也许就在这两方面。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范剑勇：没有。中国所说的投资前景，不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于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不完善才有机会。股市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很多人从里面赚了钱，早年买房子的人，现在也发了，这种不叫投资前景。 [url] | . .–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