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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时,遵义地委、行署专门开会研究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抽调时任遵义县枫香区区长的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具体负责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
从1951年开始,孔宪权历经三年时间,将遵义会议调查研究初步情况上报中央审核。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的档案线索,孔宪权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会者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后来,杨尚昆还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遵义会议参会者邓小平亲临现场,对遵义会议会址位置进行了最终确认。1954年11月,文化部批复指示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厅批复同意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由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为此,孔宪权找到当年红军离开后首先进入公馆的柏家一位亲戚,以及与柏辉章家来往密切的人和街坊邻居,了解房屋原貌情况。
柏家那位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马克思像)。”以此为线索,1955年,孔宪权专程去北京访问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由此,筹备处对会议室进行了复原布置: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18张各式各样的椅凳和一张抽脚藤躺椅(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重伤,尚未痊愈,专门为他准备的),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
他们还广泛发动泥、石、漆、木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从而找到了几个曾经参加过会址房屋修建的老工人。其中,有一位泥工在红军离开遵义后,曾被柏家请去粉刷墙壁,当时看到墙上有很多字迹。对他指认的地方进行洗刷后,竟然呈现出当年红军留下的真迹标语。
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革命纪念旧址唯一的题词。
(摘自《文史博览》 张小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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