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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寺还是高僧荟萃的地方,明初在这里就曾有全国各地高僧的一次大聚会
下寺除是世俗游客文人雅士游之地,还是各地高僧经常前来挂锡之所。寺西乳泉的摩崖石刻“六合僧”显然就是外地高僧来寺时所题。历代高僧来寺情况因无记载已无法考证,惟“书法胡同”中留存的僧人诗偈,为我们了解明朝初年的一次高僧盛会提供了依据。
在下寺西北近旁,有中裂的一块巨石,裂缝宽约1米,在缝两壁及南面石壁上满刻大如手掌的近700字,原来这是一些僧人偈语和落款题识。从落款可知,来这里题偈的有泰山灵岩寺主持晋溪惠才、越州崇报寺禅师行中仁、天目山东及延禅师、温州灵岩山天之性禅师、杭州灵隐寺用贞良禅师、婺州圣寿山古松茂禅师、泰山灵岩寺秋江洁禅师、长安一山胜禅师、古杭迳山寺月堂颜禅师等高僧。从偈语诗的内容看,多为颂扬一庵纯的赞语。那么,一庵纯又是何许人呢?
康熙《平度州志·仙释》载:“僧一庵,怀来人,元末游辽东,观东莱有秀气,卓锡大泽山中,填涧谷,立殿宇,从者益众,神行甚高,能前知。坐乳泉石下,夜有虎守卧,昼则伏之日照庵东穴内。洪武初,设僧官,选授之。圆寂之前予作曰:‘生本无生,灭本无灭,太空浮云,红炉点雪’。”这里记载的是一位道行高深的禅师,书法胡同里高僧留偈对他推崇倍至,如秋江洁偈曰:“独镇东洋大泽峰,于中隐个住山翁。能知假有原非有,善解真空本未空。寂寂性天无障翳,明明心底尽融通。自从少室传芳后,又得一庵继祖风。”“少室”,即曾面壁十年的着名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禅师。秋江洁把一庵纯与达摩相提并论,可见一庵纯在禅界地位是多么之高。
就凭了一庵纯如此高的名声地位,在他主持的智藏寺里竟聚集了这么多高僧来听他论禅说法。来这里的高僧是否真是高僧?其余人已不可考,惟泰山灵岩寺的秋江洁还可查出一点踪迹。在《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主编袁宾)内有一词条介绍高僧道成,他曾奉明永乐帝出使过日本,授“左善世”高位,掌过朝廷僧录司事。这样一位有地位的禅师曾“于泰山灵岩寺谒秋江洁禅师,受曹洞宗之法”,秋江洁在禅界地位如何这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推知留偈的其他人也都是名符其实的高僧。
书法胡同里的偈语由多人所留,却是一样的字体,可以推想当时是由智藏寺主持一庵纯召集了这次禅界盛会,先是在一起研讲了禅理,然后各人留偈以记参加这次盛会的心得感受,事后由一人将诗偈书刻在书法胡同里。就像晋时王羲之约集众多文人雅士于兰亭分韵吟诗然后编成《兰亭集》一样,所以有人称这次智藏寺聚会是一次禅界的“兰亭盛会”。
五、当人们谈起上下寺的时候,没有不提一下白果树的
在上下寺被毁之前,两寺各有两棵高大古老的白果树。白果树学名银杏树,又名公孙树,是有名的观赏树种。每到秋天,扇形的叶片变成黄色,碧瓦红墙掩映在一片金黄中,其景之美可以想见。一般庙宇多柏,而大泽山上下寺除柏树外还有白果树,是为其一大特色。
龙文明《大泽山记》中写“庵之旁多嘉树,与乔松竞姿”,这里说的有别于乔松的嘉树,当指白果树,这说明上下寺在明代即有白果树。崔云亭先生写“殿前后有白果树数株,大可四五围,颇壮观瞻,盖亦数百年物也”。据老人回忆说,上下寺的几株白果树均四人合抱不交,与山门前的碾盘等粗,树杈上可容四五人围坐打牌。每株枝上均长有垂瘿,垂瘿长达二尺有余者即有三四个,十分奇特壮观。尤其上寺泰山老母殿前的一株,干短枝粗,因树杈阳面长有许多深浅不等的凹窝,加之部分树枝年久中空成洞,老和尚养的鸡晚上飞到树上歇宿,白日飞到树上产蛋,一次拾蛋就有半提篮。更为有趣的是,有一次怪久不见鸡,多日后忽见母鸡率小鸡自树杈处出,盖鸡在树洞中生蛋而孵为鸡雏矣,此佳话至今流传。
白果树是两寺历史悠久的见证,又是寺貌不可缺少的装饰,惜寺毁时树亦无存。后下寺院中又植白果树两株,今已合抱矣。
六、上下寺原有大量碑碣,寺毁碑亦毁坏殆尽,现存的碑碣弥足珍贵
凡庙宇皆有碑碣,这是我国庙宇的通例,大泽山上下寺也不例外。碑有还愿祈福碑、颂扬功德碑、重建重修碑,前两者无多大意义,后者却是刻在石头上的庙宇史,很有价值。可惜的是,两寺还愿祈福颂扬功德碑现有不下百通且保存完好,而重建重修碑却所存无几,仅存者也多漫漶不清,参阅起来很是费力。
现存重修重建碑,上下寺各有两通,从其中可约略了解两寺历史,弥足珍贵。上寺重修碑,一为康熙二十二年碑,一是嘉庆十三年碑。康熙碑立于上寺西侧路南,碑记为张含辉撰书。张含辉,山东莱州人,清顺治九年进士,官至四川学政,曾游大泽山留有多处摩崖题刻。碑文较有文采,书写也端丽可观。碑为汉白玉石质,碑额“重修碑记”为篆书,四周刻祥云图案,是一通制作考究的碑碣。嘉庆碑立于梳洗楼正殿门西,亦为汉白玉石质,为日照庵主持僧人祥玉撰书。两碑是上寺重修情况的珍贵档案。
下寺的两块重修碑一是明万历碑,一是清康熙碑。原在下寺遗址林场门前有一白石板作桌面的石桌,前几年将桌面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通智藏寺重建碑。碑文有三分之一残缺,连立碑年代也已无存。不过可辨认出撰文人为孙善继,系明代掖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仕至兵科给事中;篆额人为张孔教,明掖县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书丹人不可辨。孙张二人皆万历间人,可知此碑为万历年间所立。此碑虽已残缺,却是研究下寺历史最有价值的一通。另一通下寺重修碑是康熙五十五年所立,这在碑上可清楚辨出,此碑也有一定价值,系1999年出土。谈到智藏寺碑碣,不能不提一下大名鼎鼎的《岣嵝碑》。原在下寺东南隅,有一字体为蝌蚪篆的古碑,人称大禹岣嵝碑,又称神禹碑,文人多拓宝之,1937年崔云亭游大泽山时尚见此碑,在他的游记中专门作过记述。此碑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立,碑原在湖南衡山县密云峰。衡山原名岣嵝山,故碑名岣嵝。原碑早佚,昆明、成都、绍兴及西安碑林等处皆有摹刻,碑拓收入《金石萃编》。下寺《岣嵝碑》碑尾有清人白玉堂跋语。白玉堂,清道光举人,曾任盐课提举,善书,在大泽山中留有多处摩崖题刻。跋语中说:“兹就其残影钩焉填焉,拓之而移刻于此石。”据此可知下寺 《岣嵝碑》 系这位善书的白举人移刻来的。《岣嵝碑》用了大禹的名字而享誉全国,白氏将其移刻于此,更增加了智藏寺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气息。可惜已佚于遗址改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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