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 《虚实之间》：中国人为何普遍缺乏安全感

蚂蚁王子

给我一点安全感

——摘自 芮成钢《虚实之间》

全世界最年轻的“房奴”在中国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话题之一，是如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降低出口在增长中所占比例，依靠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老百姓的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人们有种共同的感受，无论怎么降价、打折、促销、发券，老百姓的消费总是很勉强。

我在前面谈到过有关“泛货币化”“流动性过剩”的话题，这些过剩的货币通过金融的杠杆效应，流到了富人手中，物价涨了，利息降了，工资基本持平——如此说来，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存款还在贬值。再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尚未到位，社会保障不够完善，价格体系又不够明朗，导致了大多数中国人承受着各种“不能承受之重”。据说，某些幼儿园的赞助费就已高达5万元甚至10万元，生一场大病，更是足以倾家荡产。相比低龄和老龄人口，中青年人在收入上最具优势，但又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收入如何支配，当然不能造次，三思而后行。

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安全感。

坐飞机出行，什么最抢手？答案是机场摆渡车上极其有限的几个座位。车门一开，人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一哄而上。

几年前吃必胜客，什么最挑战？答案是垒沙拉。每份限取一次，网上能搜出各式秘籍，告诉你怎么将各色水果菜蔬堆二尺高而不倒。

这是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飞机上一坐几个小时，难免头痛脚胀，站一站会舒服些，但还是要争抢摆渡车上的座位。垒沙拉自然乐在其中，但乐趣是由初始的占小便宜心态衍生而来，何况真的垒出个六层宝塔都吃下去，对胃也没什么好处。能够简单地归咎于“素质低下”吗？不是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我们讨论的“安全感”。

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究其原因，说来话长。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祖辈……遭遇过贫穷、专制、欺侮和动荡。纵然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完备，物资供应基本充足，政府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比美国人还强，至少走在北京，不必像走在纽约一样担心突然有人拿枪顶着你让你把钱拿出来。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仍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也许是因为那些物质匮乏的记忆太清晰了。在我小时候，巧克力是一件奢侈品。一次妈妈去上海出差，带回来很大一块，爸爸用菜刀切成几小块分给每个人。我和姐姐特别高兴，一小块一小块，很节省地吃，我吃完自己那一份，又可怜巴巴地找姐姐要，那种兴奋与渴望，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我还认识很多比我年长，生活很优越的人，他们的童年记忆则更为艰难和苦涩。虽然时隔已久，却仿佛就在脑后，一闲下就能想到，一回首就能看到。以至于坐拥亿万财富，却总在害怕失去，长期被抑郁和失眠折磨。

中国人特别熟悉“竞争”这个词，也特别具有“竞争意识”，各种争争抢抢无处不在，连往来人群素质相对较高的机场也不例外。除了上文提到的摆渡车上的座位，候机楼里的行李车也是抢手货。按说行李车循环使用，应有尽有，但每一航班落地，人群走进闸口，便潮水般涌向长长的一排行李车，总归是早到手早踏实。

几年前的某日我在合肥机场，飞机晚点，常旅客休息室里唯一一台联网的电脑成了稀缺资源。我着急查一个Email——那时手机上网并不普及——可是有一个中年男人霸着那台电脑就是不走。我看他也没做什么正经事，无非是浏览网页和聊天。见我在后面等着，他更加觉得自己这块资源宝贵，不时警惕地瞟我一眼，坚决不让位，告诉我：“我没用完呢。”我耐心地等了又等，心想看你能用多久，你的行李还在远处角落里放着。这时他终于站起来了，我刚想起身过去，他又说：“我还没用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向自己的箱子，拎过来放在电脑旁边，心安理得地坐下接着玩儿。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只因他人需要就价值倍增，好像“我有你没有”就能提升自己的安全系数。我当时觉得很滑稽，过后细想，又感到有些难过。

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各方面资源仍然十分有限。看病上学、买房置地，都还处于僧多粥少、社会福利保障不完善的境地。中国有一大批20多岁的“房奴”，这是个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因为担心工资的涨幅赶不上房价的涨幅，另一方面，中国人最讲究“安居乐业”，没有一纸房契在手就不踏实。于是多少父母拿出毕生的积蓄凑够首付，帮助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置一套房产。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几百元钱，不敢冒险，谨小慎微，遑论朝气和豪情。

有“专家”说，一毕业就买房或一结婚就买房是刚性需求，我倒觉得从理论上讲，这不应该是刚性需求。在发达国家，人们通常不会在35岁以前将买房提上日程。我经历了十年租房生涯，才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可能过不了多久我会把它租出去，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租一套。年轻人，漂泊是常态。

说到底，买房象征着一种保障，有个属于自己的窝。抑或人们对其他投资没有信心，觉得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用来置一套房产才可靠。一个身体健全、具备基本谋生手段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担心窝呢？宁愿背负沉重的负担，也要买一个看似稳定的保障，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还是对国家的未来不确定？

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未来房价走势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过去了，如果从投资角度看，房屋的买卖不会再让你赚太多的钱，房价将在回落中逐渐企稳。未来住房会增加两种成本，一种是交易成本（交易税），一种是持有成本（房产税）。我个人倾向于提升交易成本，持有成本则维持现状。对于年轻人，这是个好消息，别再继续被“恐慌性需求”忽悠了。

为孩子攒钱，真的是“溺爱”？

我们看到，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省吃俭用，辛苦一生，就是希望为孩子多攒些钱，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少走弯路。发达国家的富人却往往不把财产留给孩子，而是捐给慈善机构。有人以此推断，西方人教育有方，中国人则是溺爱，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我认识一些美国人，事业成功，生活富足。他们的确不打算把家产留给子女，前提是他们给孩子买了最好的教育。哈佛、耶鲁毕业的学生，找一份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工作，基本不存在困难。这说明一个潜在问题：他们对美国社会制度预期很好，相信只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个人努力，就一定有机会。甚至还有一种推测：正因为美国富裕阶层信任现行的社会制度，希望其保持稳定，才将大把的钱拿出来做慈善，调和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分配的合理，以免激化阶级矛盾。与此情形相比，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父母对子女，以及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有着太多不确定性。

在“安全感”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也只是凡夫俗子，潜意识里藏着些莫名的担忧。同样是坐飞机，那次我换好登机牌，拿起一看，座位十分理想，刚好挨着紧急出口且临过道，既宽敞又方便出入，属于有限稀有资源。可是一上飞机我就看到那个座位上有人。我也动起了“资源被抢占”的小心眼儿，走上去很不客气地质问：“你怎么坐我的位置？”那个人愣了一下，转而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我可能弄错了。”但是当我拿出登机牌一对，才发现是自己错了，我应该坐在里面。我很抱歉，也很不好意思，那个人依然笑眯眯地说：“没关系，我坐哪儿都可以，你定吧。”

有这种胸怀和气度的中国人太少了。我甚至一下子对他“肃然起敬”，脑海里蹦出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飞机上我与他聊了一路，他的性子不疾不徐，安然淡定，和他谈话非常舒服。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充足的安全感，才能表现得那么从容。一个座位，有必要那么在意吗？不过是两个小时而已。

“不公民，就移民”

从2011年开始，“幸福指数”成为各级政府和媒体格外关注的字眼，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你可以把“幸福指数”拆解为各种细分指数，但它的基石只有一个：安全感。

我在耶鲁的时候，经常看见一个乞丐坐在校园里晒太阳。有时候我从他面前走过，手里拿着热狗，他会跟我要，但是我说对不起，我还没吃饱。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群警察骑着马飞驰而过，救护车尖叫着紧随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跟过去一看，原来是这个乞丐犯了癫痫，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经过医生的简单处理，他好像没事了，拍拍屁股爬了起来，于是警察和救护车又都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乞丐挺幸福的，他有着我们都极其缺少的安全感，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忍住饥饿和他分享一个热狗。住在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里，不用交房租，不用担心被收容或遭受暴力，犯病了还有警察和医生来帮助他。要是在国内，恐怕早就被城管带走了，特别是在某城市申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这个乞丐让我相信，幸福与否，并不和有钱没钱直接挂钩，财富带给人的幸福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将“钱”作为唯一的价值观，暴发户情结方兴未艾。没钱的人拼命挣钱，唯恐老无所依；有钱的人更是拼命挣钱，他们怕的是眼下的高品质生活某一天会中断，或者手头的钱打了水漂。这其实还是社会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各种群体的后顾之忧。

最近两年有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富人往海外转移资产，这非常令人担心。转移资产的理由是富人们感觉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不安全，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基本诚信提出质疑，担心这么多年积累的资产像泡沫一样破灭。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转型时期制造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代价是牺牲环境、牺牲能源、牺牲劳动力。然而一转眼，这些资产成了美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加拿大的。对于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以大量环境成本、人力成本，甚至健康成本置换的财富，一夜之间没了——穷人补贴富人，中国补贴世界。

不少媒体评论称，富人转移资产以及移民是为了便于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我想这是个借口，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还是“安全感”。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安全感的来源之一是健全的法制。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一位知名地产商说，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即使不是事实，至少看上去如此。我们说的“执法必严”长期以来其实是“选择性执法”，对一些人违法必究，对另一些人则可以违法不究。并且，法律的制定、修订本身也存在问题，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有些法律一出台，所有人都违法了。比如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即可处以有期徒刑，但有几个官员没接受过5000元以上的礼物呢？

低收入人群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安全感，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保障。民间的声音能否真实地向上传递？看病、上学、就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一年前我父亲因骨折住院，一天傍晚我去给他送饭，看到医院门口有上百人排队席地而坐，等着为自己的父母或孩子挂第二天的专家号。那一刻我很难过也很担忧。同样为人父母、为人子女，谁不想让自己生病的家人看一个好大夫，住一间好病房，但是如愿的终究是极少数。难怪有人提议，与其存3万亿外汇储备，国家不如多拿些钱出来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否则人民的安全感从哪里来？

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安全感”的另一项保障。没有诚信，一切繁荣都是纸糊的，一捅就破。“不公民就移民”，资本和人才的流失难以阻挡，对于国家是沉重的代价。移民本身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祖祖辈辈几十代人，突然移民海外了，三代以后，生理上的基因还在，文化的血脉却被割断。如果有一天你的在天之灵还能去重孙子家看看，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话你已经一句也听不懂了。

买车摇号，不像市场经济

不久前我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对当下的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当你推行改革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变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如果考虑一下国家的利益以及变化和全球环境，不进行改革国家就会落后，会被其他国家赶超。我承认改革会有风险，但是维持现状所带来的风险远比改革要多。”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既得利益者通常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不改革的代价要比改革的代价大得多。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们的共识。

改革，改的当然是制度。

2011年，在清华大学的国际论坛上，吴敬琏曾经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是半统治半市场化的共同体，主要反映在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依靠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是因为我们效率高，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经济释放的能量。未来要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就要继续走市场化道路。现在刚刚走了一半，可进可退，全在于改革的进程，经济也需要有法可依。

我专访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通俗解释起来，就是经济活动如同一场球赛，在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配备公正的裁判这一前提下，比赛会相当精彩。如果赏罚措施不明、裁判不公正，效果就大打折扣。我是他的理论的笃信者。

制定规则，完善制度，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做了十年财经记者，据我观察，经济发展最大的毒药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给人带来不安全感。

今年鼓励买车，明年突然摇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作为汽车产业投资商，我到底投还是不投？

今年买房限购，明年再度放开，作为消费者，我是出手还是观望？作为地产商，我是扛还是不扛？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依然会时不时利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北京的买车摇号。

如果一个人就是手气不好，他们全家都手气不好，从来没中过奖，永远摇不上号，有钱也买不到车，最后还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这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哪像市场经济干的事儿呢？表面看起来公平，其实最不公平，甚至有赌博的意思。

我觉得拍卖牌照就比摇号公平。假定一个汽车牌照6万块钱，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自然抬高了买车的门槛，起到限购的作用。对于普通消费者，我今天可能买不起，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努力攒钱，总有一天会买得起。或者我想办法贷款、借钱，也有可能实现。这才是合理。

不可否认，如何提升国人的安全感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因为缺少安全感，而去抢座位、插队，做出各种可笑可悲可气可恨可怜的行为时，不要去埋怨他们“素质太低”，多想想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安全感？他们可能只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孩子多争取点儿有限的资源。我们自己的父母，可能也会为我们多占一个座位，多垒一层沙拉，多拿一份免费的水果。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为缺乏安全感的人群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比如为国家多做事情，让国家更富强，社会保障更系统更完善；又比如扩大人民的话语权，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声音被听到。时代在向前走，我相信哪怕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的安全感比我们的父母多，而下一代安全感又会比我们多。更何况假如通过你的努力，让中国人的安全感又多了一分，你的人生是多么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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