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名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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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名人故居 西裱褙胡同23号——于谦祠 【故居介绍】 西裱褙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今已无存，唯胡同内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于谦祠仍在，现被围挡在施工工地之中。 西裱褙胡同原为崇文门内大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二条胡同，呈东西走向，南侧与麻线胡同相通。其形成与变迁的大致脉络是：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北京城南城墙自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向南推移二里（1000米），在今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重建新城墙，此地由城外括入城内形成胡同。最初，与“东裱褙胡同”统称“表背胡同”，东西长约1000米；因临近科举考场贡院，胡同内以装裱字画为业者多而得名。清乾隆时，将“表背”二字改为“裱褙”；宣统时，以闹市口（今北京站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东段称“东裱褙胡同”，西段称“西裱褙胡同”。 1993年，在建国门大街南侧建成北京邮政枢纽，“西裱褙胡同”被占用了一段，胡同尚有约500米的长度。之后，建国门内大街南侧继续改造和建设，“西裱褙胡同”终于消失。 于谦祠的门牌是西裱褙胡同23号，原在西裱褙胡同中段北侧，今为建国门内大街南侧，坐北朝南。 《帝京景物略》载：“崇文门内东半里，有祠曰忠节，祀少保兵部尚书于公谦也。公一臂一肩，定正统己巳之变。其被刑西市也，为天顺元年。九年复官，为成化二年。又二十三年，赐谥肃愍，为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年，改谥忠肃，为万历十八年。凡百有三十三年而定论。祠三楹，祀公塑像，岁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春明梦余录》载：“于少保祠额曰忠节，在崇文门内东裱褙巷，公故赐宅也。”据此可知，于谦祠乃俗称，正名为忠节祠，始建于成化二年（1466年），原为于忠肃公故居。 顺治元年（1644年），清承明祚，入主中原，于谦祠遂祠废像毁；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原址重建。重建后的于谦祠占地约1300平方米，是一座坐北朝南带东、西跨院的二进宅院，在“巽”位建广亮大门，门楣正中悬“于忠肃公祠”木匾，大门西侧有五间倒座南房。进入大门，迎面为一座中式两底一顶的三间二层小楼，曰“奎光楼”，上悬“热血千秋”木匾，两边的楹联为：“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奎光楼”的二层为“奎星阁”，是应试举子祈求“魁星点斗，金榜题名”的地方。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于谦祠内的奎星阁被震毁，随后，小楼被拆除。于谦祠的正院为二进，外院由五间倒座南房与五间过厅组成；里院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正房五间为享殿，内供于忠肃公塑像。 院内房屋均为青砖到顶的清水墙体，清水脊合瓦屋面，更像民居和会馆。实际上于谦祠也发挥过会馆与民居的作用。《天咫偶闻》载：“于忠肃祠，在裱褙胡同。芜废已久，近始重修。浙人逢春秋闱，居为试馆。”这大概就是于谦祠内建有“奎星阁”的缘故吧。时势变迁，斗转星移，于谦祠也曾长时间作为民居，而且成为过“大杂院”。 1984年，于谦祠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于谦祠已被修葺一新，住户也已被迁出；但因其南侧新建楼房尚未完工，被围挡在工地中的于谦祠便由施工单位使用了。 【人物介绍】 于谦（1398—1457），明代政治家、军事家、字廷益，官至少保，浙江钱塘人。有《于忠肃集》十三卷存世，其诗《咏石灰》世所传诵：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中进士，步入仕途，任过监察御史，河南、山西巡抚，曾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深受百姓爱戴，以至在任兵部右侍郎之际，仍巡抚河南、山西两省。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任兵部左侍郎。此时，蒙古瓦剌部日趋强盛，其首领也先一度统一了蒙古各部，经常率兵南扰，欲与朝廷分庭抗礼。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唆使下，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瓦剌军首领也先挟持英宗，统兵南下，欲乘势夺取京师。 消息传来，朝廷震惊。皇太后与监国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计议。翰林院侍读徐珵，也就是后来诬陷于谦的徐有贞，“妄言占象、倡议南迁”。于谦严词驳斥：“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主张得到主战派大臣们的支持，也被皇太后与监国郕王朱祁钰采纳。于谦升任兵部尚书，部署京师防务。 于谦采取断然措施：首先，奏请郕王宣布王振罪状，清除其党羽，以平众怒；其次，奏请皇太后批准，拥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绝也先要挟朝廷的口实；第三，积极备战，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十月初九，瓦剌军分两路进攻京师，于谦列阵九门之外，经过三昼夜激战，瓦剌军溃败，京师解围，于谦因功加少保。第二年，英宗获释，大明江山躲过一劫。此即“公一臂一肩，定正统己巳之变”。相传，后人据此将于谦奉为“京师城隍”，即：北京城的保护神。忠节祠兼有都城隍庙的功能。北京城的东半部在原大兴县境内，原大兴县的城隍庙在今东城区大兴胡同南侧。因原大兴县是附郭县，衙署建在京城，没有县城；故原大兴县的城隍庙不具有保佑县城的功能，只发挥警世作用。庙门楹联为： 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 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太监曹吉祥、京营总兵武清侯石亨和那位“妄言占象”的徐有贞等人，乘景帝朱祁钰生病之机，拥护幽居在小南城（今东华门大街以南）的朱祁镇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 朱祁镇夺回帝位后，于谦被诬“谋逆罪”遭杀害。籍没之时，家无余资；被刑之日，“阴霾翳天，行路嗟叹”，“京师妇孺，无不洒泣”。 于谦被害后，都督同知陈逵收埋遗体，后由其婿朱骥葬于杭州，与岳坟遥遥相望。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昭雪，将于谦故居改为忠节祠，在于谦墓地建旌功庙。宪宗在制辞中所说“在先帝已知其枉”，是指当年朱祁镇知于谦有功难下决心，然徐有贞一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为朱祁镇杀害于谦找到了借口，遂将于谦置于死地。 现实对现实必然要作出现实的解释，历史对历史终究会作出历史的回答。清末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魏源在鸦片战争中参与浙东抗英之役，曾拜谒旌功庙，并撰一联：砥柱中流，独挽朱明残祚；庙容永奂，长赢史笔芳名。 " ㄑㄑ ㄑ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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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总布胡同27号——李鸿章祠堂 【故居介绍】 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 多米。明代此地设有总捕衙署，称“总铺胡同”，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西总布胡同。 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 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人物介绍】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时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 治、光绪四朝，是着名的洋务派首领，为朝廷所倚重，死后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和倡导洋务运动而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位高权重，对外又一贯妥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所谓理由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接受俄国贿赂，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是被抨击的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朝廷急调李鸿章从广东火速来京，“调补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后，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此时的李鸿章已届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请赏假”未准的情况下，扶病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便一命归天了。可以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清鉴》中说:“鸿章晚年，手办国际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战，鸿章独主和，当时物议颇非之。然兵不夙练，不如主和为佳。事后思之，未可蔽罪鸿章一人也。”《清鉴》之论虽非至论，或有为李鸿章开脱之嫌，然犹可为“弱国无外交”之佐证；国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鸿章一人”，然李鸿章官居要职，身处庙堂之上，“兵不夙练”，亦难逃其咎。李鸿章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贤良祠，在京师建专祠。 清代，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朝廷认为李鸿章功勋卓着。不过，《异辞录》中认为，朝廷本来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让鹿传霖的一句话给搅黄了。原文如下: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关于李鸿章，多有争论，且观点不一，此文暂不赘述。 " ?? ?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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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胡同3号——那桐故居 【故居介绍】 金鱼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王府井大街和东四南大街，长560多 米，南与校尉胡同相通。明代，即称“金鱼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九条”，后恢复原称。《顺天府志》载:“金鱼胡同，鱼或作银。”据此推断，或许“金鱼胡同”亦称“金银胡同”，也可能“金鱼胡同”是由“金银胡同”音转而来。因为，现在的灯市口大街一带在明代是北京内城繁盛之地，而灯市大街西口至金鱼胡同西口一段乃“鬻灯”之所，即:灯具交易市场，或曰灯具总汇。金鱼胡同西口地处明代灯市的南端，正对着东安门大街，是由皇城出来逛灯市的必经之地。因此，当年胡同内有金银店铺或出售金鱼的场所都是可能的。如今，金鱼胡同虽然还称胡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通衢大道，街两侧矗立着东安市场、王府饭店、和平宾馆、台湾饭店等大型商业设施，是王府井商业区“十字”金街一横的东段，连接着东城区的“银街”(崇雍大街)，成为名副其实的“金银胡同”。 金鱼胡同3号现在是四星级的和平宾馆，旧时的门牌为金鱼胡同1号、2号、3号、3号旁门，在胡同东段北侧，坐北朝南，是内部相通的4个宅院，加上东边的1号旁门共5个宅院，占地16000多平方米，是清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府第。《燕都丛考》载:“那琴轩桐相国故宅，旁有园，俗名那家花园。”“那家花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到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占了半条胡同，南北贯通金鱼胡同与西堂子胡同。在金鱼胡同建有五座“广亮大门”①，门牌自东向西分别是金鱼胡同1号旁门、1号、2号、3号、3号旁门；在西堂子胡同开有两个随墙院门。 据那桐之孙张寿崇撰文回忆，那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原来只有住宅部分，后东西扩延，遂成“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间的那家花园”。 金鱼胡同2号是“那家花园”的正院，是那桐及其眷属的住宅，大门内悬有“太史第”和“乡举重逢”的匾额。整座建筑以2号为中心向东西对称延展，东侧是1号和1号旁门，西侧是3号和3号旁门。临街的几十间倒座儿南房横贯东西，五座广亮大门等距离地矗立其间，颇为气派。 1号、2号均为四进院，3号院的布局比较别致。张寿崇回忆:“是一座很具格局的院落，我们小时候叫它西大院。西大院一进门有一排顺 街南房，进了垂花门②，两边抄手游廊，三间带廊北房、东西耳房。这种布局使院子显得特别敞亮。跨院还有些群房，其西边有三大间前后带廊灰砖红瓦楞铁顶的洋式房子，是一个大自然间。过去室内摆放西式餐桌等，附有西式厨房”。3号旁门是马号，在此养马和存放车轿；院内建有暖洞子(花房)，冬季存放花木。1号旁门是花园，园内堆土叠石为山，掘地注水为池，建有爬山游廊和亭台楼榭。“吟秋馆”的楹联是“有山可观水可听，于室得静亭得闲”；“翠籁亭”的楹联是“嫩寒庭院初来燕，杨柳池塘欲上鱼”。 朱家溍在《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中对“那家花园”的评价是:“那家花园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欢迎大会就在此园召开。此后北京上层社会的大型集会常借用此园，因此在社会上很享盛名，‘那家花园’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不少人产生一个误解，以为那家花园一定是北京最好的私人花园，其实北京旧园有很多好的，而那家花园布局造景都并非上乘。” “那家花园”之所以在民国期间成为上层社交场所，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园内有一座在当时称得上新式建筑的戏楼所致。戏楼名“乐真堂”，建于光(绪)宣(统)年间，是前后带廊的三卷大北房，房廊为花瓷砖墁地，前后是大玻璃隔扇。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 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京时，曾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内务部长赵秉钧等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时，满族同进会与蒙古联合会聚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间，清皇室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 1917年3月27日，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那家花园”办堂会③，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重病缠身的谭鑫培迫于军阀的威胁，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七天就病逝了。“乐真堂”舞台上演的《洪羊洞》竟是一代“伶王”的绝响！据说唱得凄惨苍凉。 那桐故居最东边的院落在1950年出售，成为机关办公用房，东城区工会、共青团东城区委、东城区武装部曾在此办公；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改建成为面临东四南大街的高层楼房(今为商业用房)，门牌改为东四南大街249号，金鱼胡同从此无1号。那桐故居其他几个院落从1951年开始陆续出售，渐次改建成现在的和平宾馆。目前，尚有“翠籁亭”、假山及井亭等“那家花园”的旧物。 【名人介绍】 那桐(1856—1925)，字琴轩，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光绪二十 六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那桐奉旨与庆亲王奕匡、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留京，与八国联军议和，迁任户部右侍郎；《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光绪二十九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军机大臣；宣统三年，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清帝退位后，那桐迁居天津。 清朝末年，外患频生、战乱不断，不但民不聊生，清廷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朝廷重臣的那桐却是个超级戏迷。据说他对京剧的酷爱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有些行为甚至超过当今的“追星族”。那桐位居决策中枢，被称为“那相”，威势自然了得；可是，这位“那相”若遇到京剧演员便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对京剧名家不惜低声下气，谄媚讨好。有一次，庆亲王奕匡在家中为福晋(夫人)祝寿办堂会，谭鑫培应邀献艺。庆亲王出门迎接，并与之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庆亲王面有难色。孰料，军机大臣那桐双膝跪地，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非常惊讶，自然唱了“双出”。那桐在谭鑫培演出时，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自己的仰慕之情。 那桐办过外交，大概知道“王子多得很，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段逸事，他的表现可能是出于对艺术的尊重；但是一般地讲，他的表现便极有可能是“大清朝气数将尽”的预示。 重臣与王子毕竟不是一码事！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为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堂会，旧时私家有喜庆事，延请艺人在家演唱，招待宾客，称为“堂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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