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妈妈”:孩子就是自己的事业
早上五点半起床,准备一家三口的早餐,开车送孩子上学;八点半左右回到家,做家务、去超市、准备自己的中餐;午饭后补个觉,下午一点开始上网,给孩子找学习资料,然后就得出发接孩子放学了;下午四点半开始准备一家三口的晚餐;晚饭后监督孩子做作业、陪玩……
这是一张常见的“全职妈妈”作息时间表,主题只有一个——“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半月谈记者在京、沪、浙、皖、苏等地采访了多位“全职妈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自己从职场转型,首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
做“全职妈妈”已13年的胡微(化名)告诉记者:“现在的家庭,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只要经济收入等条件允许,母亲‘全职’的几率就高。”胡微在杭州一个人数过百的“全职妈妈”QQ群里属于“老前辈”,“当时我怀孕后决定全职,在同龄人中很少见。而这几年,人数成倍地增加”。
同样加入这个群的另一位“全职妈妈”苏灵(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孩子就读于杭州市区一所公办小学,班里29个孩子,有10人的母亲是“全职妈妈”。
全职生涯不足两年的李子慧(化名)刚辞职时,还能按照工作时的惯性,去健身,泡书店,但最近半年她却越来越找不到自我了。她说:“我深切体会到,‘全职妈妈’比上班工作累多了。”
网民“小嘉爸爸”是上海一家“全职妈妈”社区网站的创办者。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就“全职妈妈”转型原因做过调查,109位参与者中,超过一半的回答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家庭”。
然而,不同于一些有钱有闲、妈妈全职纯属“锦上添花”的家庭,更多“全职妈妈”离开职场是迫于无奈。
辞职之前刚刚在工作上站稳脚跟的苏灵说,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反复发热,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去次医院。她说:“你也知道,医院从挂号开始就要不停排队,我在医院一呆就得一天。先生做销售,经常出差,父母和公婆想来照顾,但是一来离得远,二来房子小,根本住不下。”
“孩子只有两岁,一刻也离不了人,我丈夫只是普通收入,宝宝花销很大,还要赡养老人,我们没有富余的钱请保姆,所以我只能自己带孩子和照顾老人。”家住合肥的王思遥说。
母爱和家庭责任面前,女性再出色的工作能力、再光明的职业前景,都悄然让步。
“我有学历也有能力,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家带孩子。”现居武汉的刘妍妍上大学时包揽了一等奖学金,可是随丈夫到异乡工作后,女儿的降生令她措手不及。
“我没有选择。两家的父母都在遥远的家乡,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丈夫工作繁忙,我只能全力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刘妍妍说。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这股“全职妈妈”的风潮,正逐渐蔓延到进城务工人群。
2013年春节以后,多年来一直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打工的曾永梅独自留在了老家——安徽怀远县农村,开始和公婆女儿在一起生活,而她留守的唯一原因就是对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的担心:“她小小年纪就喜欢打扮,现在已经穿了耳洞,不但没有耐心看书学习,还说同学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赚钱就是为了她以后能生活得更好,现在看,光有钱还不行,没有爸妈教育,孩子容易走偏。”
“全职妈妈”困扰多
还在职场“苦海”里拼搏的女性,常会羡慕“全职妈妈”——不必看上级或客户脸色,不必加班熬夜,不必应酬出差。然而,个中滋味只有“全职妈妈”自己知道。离开职场是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由经济不独立带来一系列影响又是什么呢?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位“全职妈妈”对此保持乐观。
“全职妈妈”的困扰之一首先是在家中地位下降。
现居杭州的何琳(化名)向记者“吐槽”说:“我做‘全职妈妈’,首先婆婆不满,在她那代人看来,谁不是一边上班一边把孩子拉扯大的?她觉得我太娇气,把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她儿子肩上。丈夫也不够体贴,在他眼里,我‘闲’在家里,家务活、照顾女儿全部该由我承担,两人没少为这事争吵。我最难过的,有一回批评女儿不好好弹琴,她居然说你除了做家务,什么都不会,有什么资格说我?”
困扰之二是担心与丈夫缺乏共同话题,导致家庭不和。
26岁的王思遥告诉记者,丈夫的有些看法让她感觉很焦虑:“他跟想辞职的妹妹说,女人一定要有工作才有魅力,千万不要辞职。对我来说,辞职照顾了宝宝,可如果夫妻因此而疏远,对我来说却是更大的打击。”
李子慧则力求通过每天看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来应对这种潜在危机,她说:“我已经学会了用微博、微信,希望自己能跟上丈夫的节奏,否则夫妻间会没话说的。”
不过,“全职妈妈”们最大的忧虑还是与社会脱节。
“很多像我一样的妈妈都有这样的担忧。宝宝长大了可以上学了,我们却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我们要承担家务,还要承担被社会或者另一半抛弃的风险。”王思遥说。
刘妍妍曾努力寻找过兼职,但始终都没有找到。“我很是怕别人的议论,特别是参加丈夫一些聚会的时候,我和其他妈妈们只能谈论孩子,她们谈单位的事情我只能听着,有点尴尬也有点失落。”她说。
为了和社会保持同步,一些“全职妈妈”选择开网店或者服装店,她们表示,不一定挣多少钱,但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和外界有点接触。
许多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全职妈妈”。比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她们要自己缴纳,得到的却很有限,因此她们的不安全感可以理解。她们选择当“全职妈妈”是基于对家庭、对丈夫的信任。而实际上,这种信任的基石相当脆弱。
关爱母亲,让“全职”不再无奈
“全职妈妈”回归家庭,看似是当代女性的一种自由选择,而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英告诉记者,她曾在2007年参与妇联关于中国女性事业与家庭平衡能力的调研,发现大部分女性做出“全职妈妈”的选择是“迫不得已”。
一些“全职妈妈”羡慕计划经济时代的养儿环境——当时的工作单位普遍办有托儿所,并在工厂设立哺乳室,加之工作时间规律,接送孩子比较容易,女性有条件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苏灵说,一般城市中的女性当母亲时,基本都处于事业起步或上升期。如今的工作节奏很快,加班、出差、应酬也是常事;竞争也很激烈,你不尽全力,马上有别人“顶”上来;可孩子抚育的担子同样不轻,不辞职很难做称职的妈妈。
仅“哺乳权”一项,即可窥见中国母亲要兼顾职场的不易。早在1993年,卫生部、劳动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曾联合下发《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规定有哺乳婴儿5名以上的单位,应逐步建立哺育室。
然而到2012年,有相关调查显示,658位参与投票的母亲中,47%的妈妈只能在卫生间里为自己的宝宝“背奶”,超过九成的企业对保障女职工哺乳权无所作为。
武汉的全职妈妈周欣欣曾在一家国企工作,本来坚持当“背奶妈妈”的她却因为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地点,被领导“点名”,最后不得已辞职。
不少女性“被迫”全职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专业家政服务的缺失。如果家里的老人因故无法帮忙,许多妈妈都会选择自己带孩子,而不是将孩子交给保姆。“如今家政服务缺乏市场监管,社会诚信也存在很大问题,我不敢让孩子冒这个险。”苏灵说。
“社会将公共领域应该提供的服务大部分转嫁到了家庭,而家庭内又转嫁给了女性。中国女性在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过程中的牺牲需要获得更好的评估。”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说。
沈奕斐认为,国家本应当帮助家庭来完成抚养孩子的责任,但是现在针对家庭和育儿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政策上也出现了断裂。例如孩子能进入托儿所最早也得满18个月之后,但即便是国内福利最好的单位或企业,职场女性的产假哺乳假也达不到这么长时间。
在京沪浙皖鄂等地采访时,十多位“全职妈妈”向记者吐露的心声惊人的一致——“我很想回到工作岗位”。但她们又随即自省,自己的年龄和专业能力都在退步,可能性很小。
李子慧一直在留意人力资源的招聘信息。“我最初觉得,自己要回去工作,也不难的。但过了一年以后,我觉得难了,无论年龄、还是专业性,我都在退步,每每想到这些,内心其实很不舒服。如果孩子将来孝顺,我还能说是苦尽甘来,如果不孝顺,我是完全没有了保障。”
杭州有“全职妈妈”遇到过主动上门联系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我现在是‘失业人员’。不过他们介绍的工作,并不适合‘全职妈妈’。”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职妈妈”说,“不知妇联或其他机构组织能否提供免费或者低廉的专为‘全职妈妈’提供的就业信息?”
“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关爱职业母亲非常有必要,但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这不是一个强制规定,所以政府和社会组织要不遗余力地去推动,比如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补贴。”张永英说,“社会应该更好地关爱职业母亲,让她们能照顾孩子和家庭,希望最终选择当全职母亲的女性是出于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某种迫不得已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