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实质是自由

bingbing050721

最近出了几个反对宪政的文章，写反宪政文章的作者也可能没有想到，这几篇文章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从都不角度、不同侧面来论证宪政的好处，对反宪政的观点进行了反包抄，使得反宪政的文章几乎处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如果从学术争鸣的角度来说，支持宪政反对宪政都可以进行理性辩谈，各说各的理由，把道理说清，把问题挑明，把事实讲清楚，从而进行一个宪政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反宪政的文章却不这么想，他们或者以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区别来说明宪政的资本主义性质，或者给宣讲宪政的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把宪政的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宪政理论和宪政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反宪政的文章都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既得利益色彩，这就不是学术争鸣而是政治问题了。

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就是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学术问题只是政治问题的表象，反对宪政的实质就是政治问题的实质，政治问题的实质就是政治利益博弈的实质。宪政问题就变成了搞宪政对哪个利益集团有利和对哪个利益集团无利的问题。接着常理来讲，政治就是利益的博弈，博弈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规则，在这一规则之下，哪一种利益都要照顾到其他相应的利益。有博弈，就有妥协，有博弈，就有妥协的规则共识，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美国的成文宪法都是博弈的结果、妥协的结果。如果不妥协，就不需要规则，也就不需要宪法，更不需要宪政了。

反对宪政就是反对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就是彻底的不妥协，就是不给其它的利益集团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独吞所有其它集团的利益，想独吞改革的红利，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劫。

反宪政的逻辑就是反对宪法，反对宪法就是反对人权，进而反对公民权利，反对任何组织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反对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反宪政的另一个逻辑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反对生命的神圣性、私有财产的不可侵性、自由的不可让渡性、幸福与尊严的不可取代性。

反宪政是一个要不要政治改革的政治大方向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无疑要以宪政民主为基本方向。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改革必须是民主的。因为宪法的权威在于落实，宪法的生命在于落实，宪法的尊严在于落实，没有宪法，政治民主改革就会处于失序状态，改革必须以宪法为基本框架，为基本依托。由宪法而宪政，由宪政而民主，最终实现宪政民主，无疑是可以操作的改革线路图。

否定宪政，就是否定民主，就是否定宪法，就是否定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其核心是不要宪法要看法，不要法治要人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有些专家学者批驳了反宪政的文章，宪政的基本观点已经说清楚，但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尽管拥护宪政的文章比较多，但在拥护宪政的文章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宪政派别，诸如社会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公民宪政、国家主义宪政等。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如何讲宪政，宪政是底线，是共识，这个底线共识不能打破。问题是任何一种宪政观，其背后都有一个逻辑起点，如果逻辑起点不明确，即使将来真要搞起宪政来，也是南辕北辙，不知就里。

本文试图从事实与逻辑为基本分析方法，对各种宪政主义进行简略的分析，以期证明宪政的方向只有一个，即自由主义宪政，宪政的路径可以有不同的策略性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策略性选择通宪政。

就社会主义宪政来说，本人一直认为这更象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宪政或宪政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执政党重塑合法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搞社会主义的没有一个搞宪政的，搞宪政的，没有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宪政社会主义没有事实的依据，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价值诉求，表达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有人会说，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如果按着这个思路走，中国只有走民主社会主义，或如谢韬教授所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社会主义宪政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要用在社会主义之后加上宪政两个字，通过宪政来限定社会主义或者通过社会主义来限定宪政。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宪政社会主义里的宪政强调的是限政，其核心价值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从一般的意义来说，自由与平等是矛盾的，如果说不矛盾，自由则是则是在自由中寻求平等，平等则是在奴役中寻求平等，更何况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讲的是经济平等，而非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导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使自由葬身于经济平等之腹，使自由成为权力奴役公民的自由。

就儒家宪政来说，也只是在策略选择中才有意义。儒家宪政的目的也是为执政重塑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应该承认，宪政离不开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挖掘儒家的宪政智慧是一个基于现实与传统的选择。一个基本事实是，封建专制传统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开出宪政的措施和方案来，且儒家思想的高调道德也会让宪政出现肠梗阻。同时儒家宪政也没有现实的标本，有人会说台湾就是儒家宪政，这就牵强附会了。台湾的宪政并不是儒家文化必然的产物，而是注入了普世价值。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宪政不是从人性善出发，而是从人性恶出发，宪政的目的不是高扬道德，而是约束恶的权力，并通过宪政来保障自由。从现实来看，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那里得到的系统阐述，无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道德制高点的设置不是权力的制约，而是权力的通过道德的面孔畅通无阻的滥用。

对于儒家宪政，许纪霖先生的评价值是较为中肯的：“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许多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 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 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是一种有别于欧洲的 儒家宪政的话，也未尝不可。然而毕竟要看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因此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

就公民宪政来说，这只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局限性观察。在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在提升，但公民社会却发育不健全，公民如果没有公民组织，想发展中公民社会是难上加难。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是，中国的公民意识虽然增强，公民的事实还停留在宪法的纸上层面，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少现实的制度保障，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严重受阻。没有公民组织，就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民宪政。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是，宪政是权力内部的分权与制衡，分权是手段，制衡才是目的。只有权力内部制衡，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公民的权利才能落到实处。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公民社会就难以建立，公民宪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说有公民宪政的话，权力制约是第一步，公民制约权力是第二步，把第二步放在第一步，把把第一步放在第二步，就类似于老二先出生，老大后出来，与逻辑与事实都不符。

就国家主义宪政来说，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孙中山说，争国家的自由，就是争个人的自由，国家如果自由了，个人还能自由吗？国家不自由，个人才自由，个人自由了，国家就不自由。似乎胡适的观点在客观上对孙中山的观点具有补正的作用，胡适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把个人的自由放在前面，把国家的自由放在后面。但问题仍然是，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不自由。个人自由是对国家自由的限制。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宪政是不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一直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学理上的辩护，却对国家主义的扩张、公共权力的滥用视而不见。国家主义直接后果是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市场，。强政党，弱政府。国家主义正在以利维坦的方式吞食社会的活力。把国家主义加上宪政的笼套，其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其后果是恶劣的，是任何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人权、幸福、尊严等都难以保障的。

宪政的实质是自由，是围绕自由建立的一整套宪法制度体系。宪政即限政，有限政才有自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所有宪政的国家都保障自由，离开了自由，宪政就不能限政，而限政的直接目的是制约权力，最终目的是保障自由。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宪政从人性恶出发，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滥用权力，一直滥用到权力的边界为止，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必须通过宪法明确分立权力，法无授权不得行，宪法不授权不得行。宪法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没有民主的宪政是残缺的宪政。民主的权力也是权力，民主的权力也会滥用，宪政不但限制专断的权力，也要限制民主的权力。宪政是民主的宪政，民主是宪政的民主，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民主、保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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