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说平度杜家疃纵火案

平度网

编者按：近日，因土地补偿款问题，山东平度杜家疃村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并发生纵火，致村民1死3伤。日前，纵火案已成功告破，死者耿福林老人也已入土为安，但围绕该案与平度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却愈演愈烈。媒体纷纷用“五毒俱全”、“地方异化的标本”来形容这个县级市的发展，平度再次成为舆论战场。在自媒体时代，政府和由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组成的两大阵营话语权极度不对等，官方的发言迅速淹没在民间铺天盖地的指责里。而任何试图打通两个舆论场，以还原真相的努力都会被迅速消解。那么，事情果真如媒体所报吗？独立调查员吴致远对此提出质疑，并深入基层进行走访调查。本网特将其调查结果整理如下，以方便读者了解真相。但该调查员的调查不代表环球网立场。 　　杜家疃纵火案成功告破，耿福林老人也已入土为安。但围绕该案和平度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却愈演愈烈。媒体纷纷用“五毒俱全”、“地方异化的标本”来形容平度这个县级市的发展模式。平度再度成为舆论战场。 　　在自媒体时代，政府和由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组成的两大阵营话语权极度不对等，官方的发言迅速淹没在民间铺天盖地的指责里。而任何试图打通两个舆论场，以还原真相的努力都会被迅速消解。 　　争论不断升级。媒体展开了无休止的追问，将一件命案上升到了质疑国家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拆迁补偿标准和土地所有制的高度，这显然不是平度一个县城能回答的。至于案件的起因和一些关键性事实却无人挖掘。 　　不能从媒体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通过自己的资源和渠道，对一些无法解释的疑点展开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却又顺理成章。 　　首先我要向央视记者道歉。在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记者在病房采访遭一名自称是“平度来的”男子质问。鉴于央视的外派记者经常以“采访受阻”为名交作业，我先入为主的认为此人并没有问题。通过调查却发现，此人是杜家疃村村主任杜群山的六叔。 　　至于财新网记者罗洁琪小姐在耿福林出殡现场的手记，对两名搀扶耿福林儿子的陌生男子提出质疑，“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悲伤？”则是源于对农村丧葬习俗的无知，农村出殡，孝子是一定要有人搀扶的，以防过度悲伤不能顺利送葬。而且哭灵的都在出丧队伍里，搀扶的自然是外人。其中拿矿泉水瓶的是耿福林丈母家的亲戚，另一个是耿福林妻子的外甥。这种疑神疑鬼，充满臆测和暗示的报道方式显然并不可取。 　　另外，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的“平度纵火案后开发商纷纷跑路，留下数个烂尾项目”的报道是一则假新闻，据我核实平度并没有开发商跑路，这些项目只是还未开工。而始发该稿的《中国经营报》柴刚，在中国记者网查无此人，疑似假记者。 　　该案最初被媒体定性为“征地纠纷”，并不恰当。征地工作06、07年就已完成，彼时杜群山还只是杜家疃的普通村民，多年后开发商才通过招拍挂拿到地块，也与征地毫无关系。涉嫌纵火的承建商崔连国更不牵扯征地事宜，那么这起命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来从头梳理。 　　2006年，涉案的一百多亩土地已完成征收，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因为没有落实具体建设项目，一直由被征地农民进行耕种，也没有补偿。 　　2007年11月，文书李荣茂在选举中落选。他拒绝交接，并开始了无休止的上访，先是找街道办，后找平度市政府。先前和他相熟的平度某领导曾亲口许诺他“任职七年”，因故没有兑现。李荣茂与平度两级政府闹翻，不断上访施压。2008年，为保证村里各项事务正常开展，凤台街道办去法院起诉李荣茂，李被迫交接文书工作。 　　之后的各任村委对李都非常忌惮。更有村民称，李荣茂凭一己之力搞掉了几任村主任，以为其儿子顺利入选村委铺平道路。 　　杜群山2011年通过民主换届当选村主任，他的竞选口号是：“不卖村里一分地”。他并没有违背诺言，涉事地块5年前就已征收完毕，跟他没有关系。有人向媒体爆料杜曾贿选，熟悉农村基层事务的人都清楚，这是农村选举普遍存在的现象。农民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不送钱送物根本不买账。而贿选并不意味着上台后必然贪污，这个不熟悉农村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可参阅我发于时代周报的《一个鲁北村庄的政治史》和《基层村治依赖制度创新》，不再赘述。) 　　平度是全国百强县，也是山东最大的县级市，经济较发达。位于平度郊区的杜家疃村共有197户，640余人。村里有好几家工厂，村民大都从事机械制造、餐饮、个体运输等。务农早就不是主要收入来源。杜群山经营一辆平度跑北京的客车，家境富裕，但在村里并不算较大的宗族势力。 　　杜兄弟三人，其二哥杜群利是青岛佳饰传家收藏品有限公司的法人，在收藏界小有名气。崔连国正是杜群利的妻弟。 　　媒体在报道杜家疃纵火案时，将涉嫌主使的杜群山和崔连国称为“村主任与开发商”，其实是因为对基建业的不了解，或是刻意诱导。崔连国是承建商，而非开发商。 　　开发商拿到地块后，在正式施工前，往往将前期的土方工程分包出去。一是前期土方建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是场地平整，基坑(槽)开挖，地坪填土，路基填筑等，二是让利于地方。因此往往由地方施工承办。 　　杜群山作为村主任，自然有拍板权，于是将该项目交由有亲戚关系的崔连国承接。对崔连国来说，这本来是干赚不赔的好事。施工地块早已收归国有，开发商拿地程序合法，他的公司有相关资质，做这个土方项目本来没有任何风险可言。可是当他先前垫付大量资本，组织300余人的施工队开始作业后，情况却急转直下。 　　自3月5号开始，每天有几十名村民到工地阻挠施工。崔连国出面协商未果，杜群山也无能为力。崔报警，因为村民人数众多，态度坚决，且事出有因，派出所也束手无策。后来村民和施工队均到市镇两级上访。地方政府组织公安、信访、国土等部门，多次开会调度，均无法做通村民工作。崔连国被迫全面停工，300多工人撤离工地，面临着巨大的违约风险和经济压力。 　　村民的诉求焦点在于“1500万补偿款”的分配。媒体报道称平度政府与民争利，补偿款过低，是有意误导。青岛的征地补偿标准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平度作为全国百强县，补偿标准一直按国务院规定的上限执行，已经用尽了政策，在青苗补偿上不可能再提高标准。为减小城镇化的阻力，平度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将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30%返还村民，这在全国都是较为罕见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30%的收益分配上。1527万拨付到村委账户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办事处希望村里能将钱存银行或投资不动产、商铺等，将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村民按年分红，以防失地暴富后，因为不理性消费而返贫。而大部分村民希望“一次性”分光，少数村民也希望留存部分款项在村集体，用于绿化、硬化、修路、村办幼儿园等公共支出。 　　即使是一次性分光，也有不同声音。村里婚丧嫁娶，人口不断变化，从哪一个节点开始分，一直争论不休。而被占的一百多亩地一直是包括李荣茂在内的几十户村民耕种，分钱的时候是全村平分还是这几十户多占？ 　　李荣茂本人的态度则让其他村民很不理解。他不让分钱，要地。如果分了这1500万，等于认可了征地事实。而这块土地8年前收归国有，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在村民看来程序上已然不可逆转。李荣茂的底气来自于2006年征地时的程序瑕疵。 　　2006年征地时，国土部门要求报送所需材料，街道办告知村委进行公告和签字。在当时的《放弃征地听证证明》上，出现了两个村民代表的“鬼签名”，一个不存在，一个已去世。这个证据被曝光后，媒体和外界高度关注，将其视为平度征地程序不合法的铁证。 　　仔细一想这个根本不合逻辑。村委要找两个听话的村民代表，是很简单的事，自家亲戚，本宗族的人都可以。最不济伪造两个在世村民的签名也一样，何必弄个“鬼签名”授人以柄？唯一的解释是，这是故意留下的“瑕疵”。 　　对这一问题，平度方面表示正在调查。因时隔八年，村委会、街道办、国土部门的经办人均已不在位，核实需要时间。 　　而据我了解，这两个签名的具体经办人，竟然是时任村委第三把手的文书李荣茂。 　　村里的知情人告诉我，李荣茂2006年即与村委其他成员不和，2007年11月落选后矛盾更是激化。此次征地事件中，李荣茂利用被占用耕地的几十户村民和其他村民钱款分配的矛盾，组织几十户村民，一家出一个人阻挠施工，并坚决抵制分钱，很大程度上是对村委及街道办的报复。 　　这一说法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但是耿福林被烧死后，杜家疃村有人分撒针对李荣茂的传单，称“谁不让分钱，让他断子绝孙”。表明了村民与李荣茂在1500万补偿款分配上的矛盾。接受新京报等媒体采访的村民也纷纷表示，对征地没有意见，种小麦的收入很低，关键是补偿。 　　李荣茂对分钱的抵制让双方均陷入了进退不能的僵局。这在农村谈判中经常出现，农民缺乏妥协的智慧和沟通的技巧，在提出利益诉求前，为占据道义和心理优势，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往往态度过于坚决。当对方主动让步时，又会因看到更大的获利可能而态度愈发坚决，等对方做出更大让步。一旦超出对方底限，就会两败俱伤，再无转圜余地。陈宝成案就是先例。 　　对利益的诉求往往披上道德的外衣。李荣茂也成功的在媒体前树立了“保地英雄”的形象。但是大多数村民私底下却称他为“搅屎棍”。 　　陈宝成描述过村民的心态，“基于对利害的算计往往压过对是非的判断”。但这种算计却常常以更加隐晦的方式表达。耿福林不幸遇害后，当天凌晨110到场，将案情汇报平度市公安局。村民也开始往现场聚集。李荣茂却没有露面。有人因此质疑他为什么不去值班，却安排患过中风的耿福林睡帐篷，“忽悠别人往前冲，他在后面看热闹”。 　　因为案情重大，青岛市公安局和山东省公安厅均派人参与专案。村民及死者家属拒绝尸检，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维持秩序，及在现场调查走访。一方面做家属工作。当天在现场执勤的警察一共五十余名，做通耿福林妻子的工作后，运送尸体时，案发现场一共二十余名警察，均有据可查。媒体热炒的“200余名警察抢尸”是很夸张的说法。即使死者家属向守尸村民做出了解释，仍有村民试图阻挠，可见情势之紧张。 　　公安部几年前曾下文，严禁民警参加征地拆迁工作。省公安厅督导的案子，平度作为县级市是无从插手的，所以“抢尸灭迹”之说根本不成立。经过几昼夜工作，案件成功告破，由于尚在侦办，专案组对外严格保密，我无从获知更多的信息。 　　这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公开侦查过程对未经刑事审判定罪的嫌疑人显失公平。可是案发后，网络上的声音却一边倒的认定“故意杀人”，甚至包括一些律师，也无视职业道德，未审先定罪，凸显了法治精神的缺失和传统观念下的现代化转型之难。 　　另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案发后媒体对平度的狂轰滥炸。因为平度旧城改造涉及近百个村子，不少律师前往现场鼓动群众争取代理业务有情可原。在耿福林出殡现场，有律师在村里拉横幅，拿着麦克风演讲，鼓动村民维权，引来阵阵鼓掌叫好声。演讲完即将花圈横幅扔在原地离去，让耿福林的遗孀非常不满，指责律师利用耿的葬礼宣传自己，不让其入土为安。 　　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城镇化占用大量土地，拆迁标准过低，以及权钱勾结、暴力拆迁等。前两者直指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后两者则是全国性的基层治理问题，暴露了村级民主的缺陷，这些均不是平度一个县级市能回答的了的。 　　我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反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最初走的是工业化之路，后来在城市化之间又出现了三个选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城市及因地制宜的城镇化。最终选择了城镇化之路。 　　城市扩张必然要占用周边土地，以此来指责征地或者担心失地农民生活显然属于乡愿。动迁的农民在生活水平、福利保障、年均收入均有大幅提升，杜家疃案发生后，仍有很多涉及旧村改造的村民催问何时能完成拆迁。 　　而至于补偿标准，是国务院基于土地的产权性质和出让金用途制定的。土地出让金要纳入地方国库，用于地方全体民众福利和公共事业建设。如果将土地改为私有，城郊土地增值由城郊农民独享，那对其他农民和市民是否公平？ 　　所谓的暴力拆迁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而权钱勾结也仅指的是村主任与其指定的施工队。这个“权”却是村民赋予的，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没有直接的领导权。 　　而且在这起案件中，纵火前的承建商崔连国其实也是受害者。他在国有地块合法施工，遭村民阻挠，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求助派出所及地方政府无果，铤而走险制造刑案。如果这件事能通过理性沟通解决，想必也不至于此。但是因为他是“商”，具有原罪，所以陈宝成泼汽油非法拘禁广为人同情 ，崔连国却必然遭人辱骂痛恨。至于他的动机是“驱离”还是“杀人灭口”，舆论当然会认定为后者。 　　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农村的政治角力，迁怒于与此无关的施工方，最终让耿福林老人独自承受了冲突后果，7名纵火者锒铛入狱，面临法律的严惩。 　　案发后，地方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立了6个工作组进驻杜家疃，就1500万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协调村民意见。至今仍未达成一致。 　　至于媒体跟风热炒平度纵火案，则另有原因。陈宝成案发后，他所工作过的新京报、南方媒体、财新网及他在政法报道中结识的法学界人士集体施压平度市政府，要求放人。因为陈宝成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平度方面未做让步。之后网上出现了大批针对平度市委书记王中个人问题的爆料，据我向纪监部门了解，均属子虚乌有。个别律师甚至用日本色情女星的照片指称王中包养情妇，已经涉嫌违法。 　　从代理陈宝成案的北京才亮律所的主任，王才亮律师推崇的称“说到要害”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些端倪。该文系王进文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文中称：“但至少从规范性的法律规范角度讲......平度当局大致可以做到于法有据。”既然于法有据，那对平度的指责又是出于何目的？ 　　文中给出了答案：“李克强新一届政府所标榜的新型城镇化固然是从拉动内需角度出发，在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下做出的选择，但其推进则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当新型城镇化成为新城建设的比拼时，畸形的发展毁灭的不仅是人的伦理，陪斩的将是法治，甚至中国的国运。” 　　平度事件实际上融汇了中国各界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方式的不满，借一个县级市欲撬动土地所有制和拆迁现状。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陈宝成案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即将于4月份开庭审理。报道杜家疃案的记者很多在陈宝成案时来过，两次入住的都是人民路的尚客优快捷酒店。诸多维权律师也下榻在这里。 　　可想而知，针对平度的舆论围攻仅仅是个开始，等陈宝成案开庭，这个县级市将又一次陷入媒体的十面埋伏。无论能否顶住压力，平度的城镇化之路都将愈发艰难，发展停滞的最终受害者则只会是平度民众。 　　像平度这样的三四线城市，还有很多。而此前，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等14部门历时三年编制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刚刚于3月16日亮相。(作者是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吴致远，本文来自作者新浪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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