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的二战劳工有200多名，对日诉讼有多难？

蚂蚁王子

刘焕新为父亲刘连仁建了一个纪念馆，每天都要打扫一遍。

刘焕新为父亲刘连仁建了一个纪念馆，每天都要打扫一遍。

　　

2013年9月18日，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405份珍贵档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亮相

2013年9月18日，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405份珍贵档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亮相。

　　2014年3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受理了二战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此案曾在国内其他省份起诉，但均无下文，这是在国内首次立案。 　　经历了在日本诉讼失败以及政治和解无实质性进展之后 ，民间对日索赔团体开始寻求在国内诉讼。而被日本抓去的近四万名劳工中，如今健在的只有700人左右，年纪最小的也超过80岁。国内法院打开的这扇大门，让他们看到了有生之年得到日本企业谢罪赔偿的希望。作为二战受害劳工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多次陪父亲去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却一直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 　　民间对日索赔出现拐点 　　“老人们看到了在有生之年得到胜利的希望！”3月18日，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董一鸣得到法院立案的消息，已经参与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十几年的他感到非常高兴，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告诉还在焦急等待中的当事人。 　　今年2月26日，在董一鸣等7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37名二战劳工以及遗属出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将三菱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告上了法庭。 　　37名原告中，现年93岁的牟汉章和89岁的张世杰是仅存的当事人，其余都是原劳工遗属。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但两位老人仍在家人的搀扶下，坚持来到现场提交诉状。他们有三个诉求：一是要求被告日企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朝日新闻等17家中日报刊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二是要求被告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三是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当天下午，山东高密的刘焕新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立案的消息 。 　　在提交诉讼材料后的七天里，他甚至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直到立案的消息让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他的父亲刘连仁，1944年被抓去日本做劳工，因不堪虐待从矿上逃进深山穴居山野。1958年被人发现，才得以结束野人生活回到中国。 　　此前，为讨回公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刘焕新多次陪父亲去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可惜直到2000年父亲去世，也没等到任何说法。 　　刘连仁坚持替父索赔，先后经历一审胜诉 、二审败诉，于2007年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同时遭遇驳回厄运的还有另外四起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 　　2007年，随着中国劳工诉西松建设案终审败诉，日本法院实际上已关闭了司法解决的大门。 　　在相关律师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受害者通过司法渠道向日本政府和企业寻求道歉和赔偿的大门关上了。 　　和很多维权者一样 ，刘焕新并未放弃对日索赔的信念。 　　作为二战受害劳工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被推举为全国二战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 　　在以父亲名字命名的纪念馆，他搜集整理了国内所有二战受害者的名单并分类统计。在纪念馆最显眼的地方，刘焕新贴上了一张日本地图，上面标着受害者的数量以及所在公司的名称。 　　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 　　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原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也对立案的消息很兴奋。 　　“相比于在日本诉讼，在国内更能获得公正的判决，”张树枫说，战争期间被日本掳去的中国劳工数量惊人，这是一页难以翻过去的历史事实。 　　他从1995年开始就研究掳日劳工问题。据其介绍，1943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强掳共38935名中国人到日本35家企业的135处矿山 、建筑工地等充当苦役。这些劳工中，以籍贯河北者为最多，人数在其次的有山东、山西以及河南。日军还特别在青岛设立“劳工训练所”，大量山东籍劳工被抓后从高密火车站沿胶济线运至青岛，再被掳到日本各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张树枫从日伪档案中发现，仅青岛一地，被送到日本做工的有几百人。而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的高密，更是沦为日本企业强掳中国劳工的重灾区。 　　抓到日本后的劳工们遭遇了非人的待遇。 　　“到了矿场后，他们拼命干活，日本人还嫌慢，不满足就打人，打起人来没轻没重，木棒、铁棍、铁锨、铁镐，抓到什么就使什么打。”这是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后的经历。 　　看到电视里关于刘连仁的报道后，平度的潘珍珠回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曾在日本做劳工的事情。父亲生前，偶尔会提起曾经在日本矿上干活。“每天都得干12个小时，没有休班，”潘珍珠说，当时日本国内食物也很紧缺，给他们这些劳工的饭菜就更少，每顿饭都吃不饱。旁边还有监工监视，许多人干不动了就要挨打。许多人得了病后，他们也不给医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死亡。 　　“父亲经历的这段迫害，一定要讨个说法，不管成不成，都要一直追下去。不能让历史的这一页就这么翻过去。”潘珍珠说，自己当时决定必须要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根据电视上留下的地址，潘珍珠坐车到了刘焕新的老家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希望通过努力得到日本方面的道歉和赔偿。 　　根据花名册上面的统计，平度的二战劳工有200多名，当时已经确认核实的只有十几人。于是，潘珍珠主动承担起了寻找二战劳工的责任。“并不是为了得到多少赔偿金，更多的是让历史事实得到公正判决。 　　随着二战劳工年龄的增长，不断有人去世。许多人也不愿意谈起这段往事，有时候甚至找到劳工的遗属，他们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潘珍珠通过10多年的查找，在平度能够确认只有60多人，还不到全部人数的一半。 　　对日诉讼有多难？ 　　随着社会对二战劳工的持续关注，越来越多像潘珍珠这样的劳工以及遗属加入了进来。为了方便沟通信息，他们根据所在的城市，慢慢形成了许多民间组织，如二战劳工联谊会，二战劳工联合会等，这是由劳工以及遗属自发组成的。这些组织把二战劳工的诉求集中起来，跟国内以及日本的律师团进行合作。 　　与此同时，以康健为代表的国内律师也组成了二战劳工对日索赔律师团。目前有全国各地400多名律师参加，他们为这些民间团体组织提供公益性的代理诉讼。 　　刘焕新说，民间对日诉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0到1994年是提出民间索赔理论，民间的索赔意识开始萌芽。1995年开始进入索赔诉讼实践阶段，前后有20多个案件在日本进行起诉。 　　相关案件在日本起诉的同时，国内律师组成的全国律协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也在争取民间对日索赔案在国内法院起诉。 　　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9月、2006年2月及2010年9月，先后有劳工委托律师在上海、河北、山东等地高级法院起诉，但均未得到受理。 　　有律师分析，“国内起诉的障碍并不来自法律，而是源于对日索赔本身的特殊性。” 　　但随着近十年来法律的完善，使得在国内对日诉讼具备更有利的条件。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辛崇阳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法院现在介入二战劳工诉讼，“正是时候”。在日本的长期诉讼尽管结果不佳，但至少奠定基础。比如，日本最高法院在对西松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了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并在附言中建议日本企业给予中国劳工适当的赔偿。 　　在日本关闭了诉讼的大门之后，刘焕新对国内诉讼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半年前，民间对日索赔组织就和公益律师团商议在北京起诉的事情，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的支持，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另一方面，各个民间组织开始意识到统一行动的必要性。 　　刘焕新说，之前各省都有一个组织，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加入到代理诉讼中的队伍里。于是，许多律师团队都开始找到一个组织，然后帮他们打官司和调解。这些团体的利益诉求却并不一样，比如，在三菱案件中，根据律师的意见，10万元的赔偿标准比较合适，而有人则提出要40万元的赔偿。刘焕新一直提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用一个权威的声音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要求。 　　现在，刘焕新又看到了希望。 　　“这个案件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二战劳工。”刘焕新说，更大的意义在于会影响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民间索赔包括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三菱集团的诉讼会带来样本意义。 　　等不起的诉讼 　　最新的消息是，案件的原告已经增加到了40名。但劳工仅有两名，其余的均为遗属。受害劳工要么早死于非人的奴役中，要么已在国内漫长的等待中离世。 　　“许多人可能刚跟你打电话询问消息，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刘焕新翻出十几年前寄来的信件，许多纸张已经发黄，而这些人都没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谢罪和赔偿。 　　1943年，日本从中国抓走了劳工，当时最小的只有11岁，现在也已经超过80岁了。国内的二战劳工团体先后向日本法院提起了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而没有一件得到真正的胜利。而作为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最有力的证据，幸存者已经一个接一个去世。 　　刘焕新回忆说，前些年组织活动的时候，多是幸存的劳工参加，附近村子的幸存者骑着自行车就跑过来了。而现在信息需要沟通，只能通知劳工的遗属。 　　现在，全国仍然健在的二战劳工700人左右，山东还有一百多人，而且多数已经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山东的二战劳工中，今年已经88岁的王子安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人，前两年还能跟人谈话，如今也已经耳背，只能通过写字的方式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自己现在也70多岁了，”刘焕新说，这场马拉松式的民间对日索赔活动，许多幸存者已经去世。而走过了25个年头之后，许多二战劳工的遗属也变成了老年人，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否看到胜利。 　　虽然意义很大，也有人保持冷静的态度。 　　在向北京法院提出诉讼前，民间的团体一直都在跟三菱集团进行协商。代理律师董一鸣说，既然法院已经立案，就会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 　　“但是也不排除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和解的可能性，当然前提必须满足二战劳工及遗属对于三菱集团提出的承认历史事实并且赔罪的要求。”董一鸣告诉记者，“尽可能让仍然健在幸存者在有生之年，看到胜利的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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