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 青岛平度是去关东的"中转港"

蚂蚁王子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人口迁移是从北向南进行的。从西晋的五胡乱华到宋朝的靖康之变，北方因受少数民族侵扰，导致大量人口进入长江流域，这也奠定了中国南方发达、北方较落后的局面。但人口的迁移方向并非绝对化，在清末时期，有一大批流民逆流而上，从南向北，或水或陆，开始了人口大迁移，成为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这就是闯关东。

山东人闯关东 青岛平度是去关东的"中转港"

闯关东资料图片

    闯关东发生在齐鲁大地，迁徙主体是数以百万计的贫苦农民，其动机是为了养家糊口。在目睹了流民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日本人小越平隆说：“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宏观的人口大流动，东北大开发，也可以看到微观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山东人移民东北由来已久

    如果说起全国各地的地缘亲近度，山东和东北恐怕要名列前茅。不少东北人都会说，其祖父辈乃至更往上都是山东人，东北人和山东人总能攀上“半个老乡”，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结果。

    话说回来，山东人迁徙到东北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最初的动机可能不少人并不清楚，他们是被强制流放而来。

    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及地方政权创始人出生的地方或最初控制的地区都称作“龙兴之地”，泛指起源之地)，清朝以前，自然也有不少人来到此地开荒拓垦，但大都是零星的，并未形成一股潮流。满族入关之后，原先居住在东北的人口锐减，肥沃的土地被日渐废弃，这才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于是不少人被强制流放此地，一则惩罚，一则实边，是为“流人”。

    “流人”实际上就是触犯了刑律，被处流放惩罚的人。因为地缘较近，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也就是早期来到关东的山东人。据常诚《闯关东：苦难中不屈的抗争》一文介绍，这些“流人”，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的余众，有文字狱或科场狱案获罪人士，有刑事犯及其家属，有失职或犯罪官员、兵士等。这时的关东“人迹罕至，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列，仰不见天，乱石断冰，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在关内生活惯了的人，到那绝塞荒山、冰天雪地、远离乡土、举目无亲的环境里生活，实为凄惨。

    但是，闯关东的主体不久就从“流人”变为“流民”。其原因很简单，人口的激增让山东变得地狭人稠，而东北却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厚的矿藏。与其安土重迁而饿死，不如远赴他乡一搏。

    据《青岛百科全书》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开放辽东，奖励招揽的官吏和应招出关的移民，促使包括今青岛在内的地狭民稠、灾害仍频的山东人大规模移民关外。这就拉开了山东人大规模迁徙东北的序幕。

    约有2500万山东人“闯关东”

    顺治一朝开放了辽东，大量山东人开始远赴东北谋生，但这一时期只能算是“到关东”还不能算“闯关东”。真正的“闯关东”发生在康熙一朝。

    1668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着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自此以后，政府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

    可是地域间经济发展的矛盾没有解决，人口迁徙的大幕已经开启，单凭政府的一道诏令不可能制止山东人到东北。恰恰相反，从康熙朝开始，山东人有着更迫切地前往东北垦荒地的愿望，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的激增。康熙皇帝可能不知道，他在封禁东北的同时，还下了一道诏令，对封禁起了反作用，那就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没有了人头税的控制，外加康乾盛世这一温床，山东人口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清初山东人口不过400万，到道光时期，山东人口已经突破了3000万，此后仍有增加，最高时为3778万人。与之相应的，是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在乾隆年间就降到了“温饱常数”之下，只有3.68亩。于是，山东各地官吏同声呼吁：“户口渐增，百病以人多为首。”

    为了吃饭，尽管东北封禁，山东流民还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因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后强行进入东北的，故称之为“闯关东”，并被后人所沿用。

    到了1860年，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封禁不是长久之策，加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最终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迁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据《闯关东：苦难中不屈的抗争》一文记载，在经历了顺治朝的开放，康熙朝的封禁，咸丰朝的再开放这一政策转变之后，“闯关东”也迎来了人口高峰，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山东人闯关东迭起高潮，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四年。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路遇先生的研究，除去回返的人员，留住东北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诚可谓“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而据山东教育学院刘德增教授研究，1651年～1949年，山东大约有2500万人“闯关东”。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河南人。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大约在3000万。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

    当年最厉害的商人是“山东帮”

    尽管背井离乡的人如此之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闯关东”就是一场安逸之旅。

    看过电视剧《闯关东》的人都知道，从山东到东北，一路上之凄惨、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时光回溯到100多年前，胶济铁路在1904年竣工，但火车跟现在的飞机一样，不是穷苦人随便坐得起的。继续回溯，在“闯关东”有历史记载的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章丘朱家峪闯关东的山东人经过8小时28分的跋涉后，或许还没有出济南境。而现在，济南开往牡丹江方向的1450次列车开始启动。8小时28分钟后，列车将到达河北省山海关，过了关口继续往东北，便是“关东”。

    “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闯关东的艰辛旅途，当年许多闯关东的山东人“挑起箩筐，一头放孩子，一头放锅子”地前往东北垦荒，大体就是如此情形。

    闯关东的山东人进入东北后从事的职业以农垦为主，兼有其它各业。时间长了，山东人在东北的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大有作为。突破封禁而去东北的商人中有为人称道的“山东帮”，《满洲地志》记载：“山东人励精克己，勤俭耐劳，富于团结力，劳动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缓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则似支店，互相补给商品，以资流通。而在金钱上尤能融通自在，故虽有起而与之争者，奈山东人制胜之机关备具，终不足以制之也。满洲人及俄国商人固无论矣，即德国人之精于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与山东人抗衡。”

    因为山东人的团结，他们在“闯关东”时，往往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帮老乡，有时一人出外找到活后，一村子的人都追随而去了。这种几千万规模的人口大迁移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种传统直到现在还存在，在黑龙江，现存着两个保留着完整齐鲁文化的村落——尚志市的“平度村”与孙吴县的“海阳村”。这两个“山东村”在当地很有名，据说他们的先辈当年闯关东时举村迁移，漂洋过海，一路北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决不拆帮儿，永远是一个坚固的群体。后来，先辈们在黑龙江落了户，但村落仍保持完整的山东建制，并沿用了在家乡时的村名。

    实际上，经过从清朝开始几百年的沉淀，繁衍，山东人已经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延伸到了人口稀少、地域辽阔的东北三省，让东北地区成了山东人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