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
翻开过年的记忆碎片,以往度过的那些“年”就像演电影,一幕一幕在眼前映出。
买爆竹。童年家境困难,过年买爆竹只能买两“把”。爆竹是本地小作坊卷制的,每盘一百响,零卖论“把”,每把10只,小的一毛钱一把,大一点儿的一毛五或两毛。买两把爆竹过年,一般不会超过3毛钱。燃放的时候得算计着,除了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多放两只外,从初一到初三,每顿饭前只放一只,剩下的得留着过“十五”和“二月二”,再有剩余的,清明节就不用再买爆竹了。
过年只买两“把”爆竹,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不可思议。
吃顿肉。小时候,平日里根本没有条件吃肉,母亲总是安慰我们说,等到大年三十,一定让你们吃上一顿肉。可实际上,大年三十也只能吃上一口肉。中午饭,母亲要做上供的菜品。她先煎好一只带鳞的鱼,然后炒两盘白菜,用肥肉和豆腐搭了“碗头”儿,再插上一棵绿油油的小菠菜儿,预备晚上好上供。供品做好了,母亲把剩下的肉切成小块儿,按人头一人一块搭配好,放在锅里炖熟,中午饭让大家一饱口福。
吃饭了,母亲把肉端上桌,得父亲先动筷子,大家才“开吃”。一盘肉瞬间被七八双筷子夹得只剩下最后一块,母亲迟疑着夹起了那块属于她自己的肉,小心翼翼地咬去一小半,剩下的一大半放进了我碗里。作为家里的老小儿,我得到了母亲特别的慈爱。
写春联。1966年小学刚毕业,“文革”之火就烧到了农村,“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整整一个冬天,过年也要“革命化”,包括贴春联。于是,毛泽东的着名诗句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春联。上小学时就酷爱写字,且觉得自己的毛笔字还凑合,竟抓笔弄墨,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写成春联,贴到了街门上。
长大后才明白,凭我那稚嫩的“书法”,那哪儿是在写春联,抒发“革命热情”而已。还别说,恰恰是有了这一开端,之后还真就喜欢自己写春联,至今仍如此。
搞“拉练”。当兵久了,成了“兵油子”,过节备战习以为常。1979年的大年三十日凌晨3点,漆黑的军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声。俗话说:老兵怕哨,新兵怕号,大过年的吹哨子,怕是真有事。只3分钟,全连按实战要求集合完毕,全副武装拉出军营,踏着茫茫积雪,向着15公里外的N号公路快速集结,拂晓到达指定地域,并按照军部作战处的命令,组织了实弹射击和山地野炊两大科目演练,在雪地里吃了一顿雪水煮的“陈饭”。
20天后的2月17日,也是在凌晨3点,南疆的那场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我所在的部队也向东北边陲紧急集结,去执行战略防御任务。
看“春晚”。首次看“春晚”,时在1983年。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赶巧除夕夜在单位里值班,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让我饱了眼福。20点,春晚正式开演,头一回从屏幕上认识了马季、姜昆、李谷一、刘晓庆等名角儿,头一回对喜剧、小品、相声、通俗歌曲有了印象。遗憾的是,荧屏里的人物都是灰黑色的。“有个彩电就好了。”我边看边叨叨。老局长接过话头:“明年咱就买彩电。”
过年就像看“春晚”,年年过,年年看,看得多了、絮了,便不以为然。如今走进老年了,怀旧的情愫渐渐占了上风,从以往记忆里寻觅那些以往过年的事儿,反倒饶有兴趣,津津有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