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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若提炼十八大会场上关注度最高的关键词汇,除了“成就”,便是“挑战”和“改革”。这不是一场清谈哲学,而是“新十年”大考前的现实思索。与前十年增长动力十足的中国经济相比,后十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方式转变,重新寻找高增长动力的现实难题,既面临挑战也值得期待。
1考 经济增长还驾啥“马车”?
“最棘手的问题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逐渐减弱,不靠出口我们靠什么? ”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头面人物,黄发静对记者开门见山。像他这样经历了十年来的出口盛事,当下挣扎于出口生死线上的外贸企业主感受有违深刻。
现在乃至明后年,亟需为渐现颓势出口找到一架可替代的“马车”。过去五年,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从07年同比经济增速超过14%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而在2002-2007年间的年均增速曾接近30%、创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的出口企业,却在局势惨淡的海外市场难以重续辉煌。
投资“马车”同样磕绊。曾在4万亿投资拉动下的基建设备商部分进入“冷冬”,一些以“重工”为名的企业减薪裁员、生产线搁浅,订单更是“爆零”,它们曾是快速拉动GDP的时代最经典的缩影。
不论存有多少自觉成分,海外形势与内在周期性的双重作用下,投资、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延续。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什么再度启动增长“战车”?
2考 怎么把产品卖给自己人?
两架“马车”皆遇阻,第三架又当如何?智囊们早已有研判,未来十年国内经济要靠内需消费拉动。但知易行难,看似只是将“产品卖给自己人”的简单商业逻辑,却是未来经济转型的第二道难题。
消费增减是对可支配收入多寡的直观反映,买不买产品首先取决于口袋里有没有钱。过去十年工资最低保障线确实不断提高,可代表最稳定购买力的中产阶层稀少仍是家庭结构的软肋,或许会成为未来消费驱动力不足的重要壁垒。
另一方面,消费也是居民对一生收入做出预期后进行的资金配置。在房产调控、养老制度、医疗、教育等改革尚未尽善尽美时,深受传统消费观影响的国人依然会量入为出。在过去数年,新思路已经形成共识,即结构性减税。实际就是让“先富人群”相对多承担改革的成本,既有效率,同时兼顾公平。
事实上,想把更多产品卖给自己人的良愿,还牵扯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等诸多宏大命题,甚至可谓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要想真正破局,不仅考验着高层的执政智慧,也考验着改革的决心。
3考 地方财政谁支撑?
中央政府考验的是三架“马车”整体大棋,而在地方经济的方程式里,过去几年最值钱的筹码就是土地财政。拿卖地换来的钱修路建桥、上地铁项目,几乎是复制到多数城市的收支。
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才5587亿元,2007年即猛增至9333亿元,2011年达到历史性的3.15万亿元。有些城市土地财政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超过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而到了今年前十月,数百个城市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幅度接近四成,缩减已定。
“这轮房地产调控,导致土地市场萎缩,损失最惨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对记者坦言。她开出的“处方”是进行中央和地方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统一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
财税体制改革,又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命题。迫在眉睫的是,一线城市可出让土地愈来愈少。在距离城市化建设“棋至中盘”的当下,拉动地方GDP的投资该向谁要钱?地方政府对各种融资平台欠的债又该由谁来兜底?
4考 国有垄断咋破除?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看来,期待着“二次创业”的中国经济,可行性最强的改革突破口可以是破除垄断。
“打破垄断,特别是部分行政垄断,真正放开民间资本的不公平准入约束,正是启动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更好的凝聚人心。 ”他对记者分析,可以从局部破坏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铁板”,“比方三网融合、铁路交通等,抓住关键部门,引入竞争。 ”
也正因为激活民间投资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强,去年开始便频有跨过“玻璃门”的试探。去年遭受巨大偿债和融资压力的铁道部、一直备受公众“垄断”争议的两桶油,今年都曾向民间资本抛过橄榄枝,但民资却没有设想中的蠢蠢欲动。
“铁路系统内部是利益循环,比如造一条高铁,就有很多企业寄生在高铁产业链上,是铁路的利益关联方,如果民资进去,就要剥离这种关系,难度可想而知。 ”一位温商对记者说。
业内人士则认为,这是因为破垄断还没有真正深入利益集团的肌理。另一方面,尽管经过了30年改革,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依然没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权利。若想突出重围,破垄断的首战即破除行政垄断,“新十年”大有可为。
5考 “新十年”问谁要“人”?
客观分析,“湍流”的“十年”与减速的“新十年”之间,确实相隔“时间”洪流,也就是历史性机遇。而在这片集聚了全球最多人口的热土上,人口红利曾是传统制造业最强劲的优势。
中国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肪就认为,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即是人口红利正在减弱。 “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要支撑多少依赖型人口称为人口的抚养比,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标志,到目前为止还在下降,但预测今年,甚至未来几年就会见底,见底以后不像有的国家还能够保持低水平,中国抚养比马上就会上升,上升的同时意味着没有人口红利,反而是人口负债。 ”
“这就是未富先老,人均GDP4000多美元,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典型的是要丧失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与此同时还没有得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面临着一个尴尬境地。 ”蔡肪对记者直言,中等收入陷阱即是最大挑战。
人口红利的消失不只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重降低,也暗藏着新生代意识的重大变迁,所以意味着趋势的不可逆转。所以“新十年”的一大难题是:怎样在有限的容许时间内尽快实现与未来人口结构匹配的产业转型?
6考 还有多少煤、油可用?
人口问题不仅是“新十年”的挑战,还将困扰中国经济未来很多年,而能源结构问题亦如是。在美国,由页岩气点燃的能源革命已悄然收官,这个超级大国不动声色摘除了“耗油大国”的帽子,将帝国的工业命脉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而中国虽也有起步,仍显滞后。确证是石油对外依赖度的年年攀升。另一方面,历来富有的煤矿也总有被挖尽的一天,化石能源的必须降低在过去数年已被提上议案。
但能源改革却存在难以设想的巨大阻力。电力、石油、煤炭个个是雄霸一方的能源大亨,去年中央曾计划设立“超级婆婆”能源部来统一协调管理,背后用意即是加快能源改革,可最终音讯却如泥牛入海。
再比如一直无法在国内顺畅运行的光伏并网,太阳能发电的终端市场也是因电网公司、发电集团的极力阻挠而无法启动。所以与财政改革、公共制度改革等宏大命题一样,能源改革同样值得期待。
7考 政府该逐步换掉“市场”名片?
不论在哪个领域的改革,政府功能的转型都是基础。怎样将管理型政府向公共产品提供型政府转变,是“新十年”绕不过去的又一道难题。
学界人士不断呼吁,应该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在“新十年”的转型、改革逻辑中,政府功能的换位不可或缺。
怎样将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记者曾采访上海社科院一位经济学资深专家,他告诉记者,对于许多领域企业的运营审批,现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一把抓”,而政府职能部门却未必具备相应领域的专业判断素养。
“完全可以将决策权交给市场,一个企业要能生存才会去开办,这不是由政府来预判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评估结果是必定破产,哪个企业家会砸钱进去?政府只需要把核心决策,如环保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就可以了。 ”但他也坦言,这需要政府放权让利,必须有全局意识作为支持,“若真能实现,民间积极性将被极大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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