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乡间的天主教堂

山东中信国旅

坝上乡间的天主教堂 丁启阵 三月份在大圪垯村猝然看见建筑形制巍峨、有上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时，我的惊诧之情难以言表。我一直以为，西洋宗教的影响范围，主要是东南沿海和北京天津上海之类的大都市，怎么也想不到，内陆腹地的一个小山村，竟然也有这种西洋景观！ 我的家乡浙东一带，是西洋宗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但是，不要说一个小山村，就是平垟上的乡镇驻地，我也没有见过有像样的教堂的——我老家村子所属的镇子，现在是有一所基督教堂，但它的历史还不到三十年。远远看去，一点儿都不像教堂，因为它就是在一座普通两层民房的屋顶树了一个十字架，如此而已。 五月初再到张北的时候，我在大囫囵(当地人发音同“库伦”)乡和战海乡，都看到了天主教堂。其中，战海乡的天主教堂并非位于乡政府驻地脑包怀，而是附近一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子。询问当地朋友，得知张北县境内的教堂，除了这几座之外，还有两三座。 坝上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份，有这么多座天主教堂。它们是何年吗月由什么人建造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沧桑、传奇故事？当地为何有这么多的人信奉在别处难得一见的天主教？莫非跟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某种关系？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相信，没有到过坝上和对坝上地区宗教传播历史没有做过研究的朋友，也会跟我一样，有这许多的疑问。 我随意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如下信息：天主教传入坝上地区，大约是在清同治（1862—1874）年间，传教士来自欧洲。从清同治九年（1870）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是天主教在该地区迅速传播、发展的时期。跟张北县毗邻的崇礼县的西湾子村，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就有天主教传教士抵达并开始传教，1726年开始兴建教堂。在接下去的长达百余年的禁教时期内，西湾子村成为天主教徒的避难地。1829年，薛玛窦等法国籍遣使会神甫被赶出北京北堂，他们曾将传教中心迁到这里，使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教友村。1834年，法籍遣使会士孟振生（1807—1868年）来华后，也曾在这里居住和传教。1836年，罗马教廷在北京教区下设辽东代牧区，负责长城以北地区的传教事务。1840年8月20日，辽东代牧区又被分成蒙古代牧区和辽东满洲代牧区，分别交由遣使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蒙古代牧区的主教座堂，即设在西湾子村，西湾子村从此成为天主教向蒙古地区传播的基地。如今，在张北及附近几个县，天主教是最有影响的宗教，信徒比名列第二的伊斯兰教多出三四倍。 我所见到的四座天主教教堂（其中大囫囵乡有两座），无一例外，教堂建筑都是所在村庄最高大气派的建筑，呈鹤立鸡群之势。跟教堂相比，所有民房都显得格外的矮小、灰暗。马克思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近代化就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张北县境内几座教堂的建筑、天主教在当地的广泛传播，都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认为，那样偏僻、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矗立着那么多座西洋教堂，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至少，我本人不认为那有什么可笑之处。因为我深知，人们之所以愿意信奉这种西洋宗教，往往是由于他们的人生当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精神上的抚慰，需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说法，我认为有失偏颇，宗教其实也是人民的食粮——我的家乡，人们管信奉基督教叫“吃耶稣”。三十多年前，我的父母皈依基督教，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弟弟得了肝炎，病情日益恶化，他们四处求医却不见好转，求告亲友和政府却得不到足够有力的帮助。弟弟虽然最终还是在刚刚进入七岁不久便夭亡了，但是，我的父母却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了抚慰，从此，坚信不渝。年少无知的我，曾经试图规劝他们转而相信唯物主义、无神论。但是，后来渐渐明白，唯物主义、无神论解决不了他们的许多问题，包括精神慰藉，也包括他们在友情、社交、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要。星期天，他们雷打不动地去教堂做礼拜，听人讲圣经故事，唱赞美诗，做祷告，跟教友一起吃饭，心平气和地谈话；教友有亲人过世，不论远近，他们义务去参加送丧，去尽可能地给予帮助，风雨无阻……文盲父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横加干涉呢？ 网上搜索到这样一条新闻：经张北县委、县政府批准，张北镇（县城）将建造一座天主教堂。该项目占地13亩，预计总投资1000万元。新闻报道对于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作用是这样总结的：“……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尊重和爱护，同时体现了县民宗局坚持和贯彻党的宗教方针政策，维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天主教堂建设项目，将进一步促进我县的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同时将为我县城市建设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话是套话，腔是官腔，作文路数是新八股，毫无新意可言，我们早已听得耳膜起茧子了，但是，它所说的基本上还是实情。无论如何，比起当年的“破四旧”来，它总是一件文明的事情。盛世修庙，只要是量力而行、其中不存在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现象，我认为都无可厚非。 本站强荐: χ城 χ真_人 χ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