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独家连载，不得转载 将巴金称作“巴先生”的作家杨苡的小女儿赵蘅，深受巴金的影响。巴金一腔热血讲真话，赵蘅在本书中讲了真话。不仅用文字，还用了速写。图文并茂，有三百六十多页纸的细节跃然于纸上…… "> 　

[/img] ⑶⑶ ⑶ [/url]

婉儿

我的祖父祖母住在离我家南京很远的温州，过去两地不通火车，要先到上海搭乘轮船出东海。1938年父亲离家求学，二十四年后他从南京回故乡，就是这么走的。南京至温州的直达车直到1998年才开通，父亲激动地逢人便讲，早早拟好行程计划，打算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搭乘。 新的一年来了，父亲也如愿坐上了直通快车，却是被装进一只木匣子里去的。 我从没见过祖父祖母。1942年在逃难的途中，他们吃了不洁食物均死于霍乱病。报丧信寄到重庆我父亲的手里，先是祖父的，紧接着是祖母的。1999年我到瓯江送父亲的骨灰，那天淋着雨站在施水寮繁华的街头，祖父祖母住过的12号被拆卖成银桥大楼，一楼辟为储蓄所。原是二层老式木楼的样子，我只能凭想像了。陪我的堂妹赵淑青说，木楼有300平方米，你父亲出生在楼下，共七间房，他住在第三间。 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次在南京家里过年，年夜饭吃罢，母亲走开了。我们儿孙辈留下，非磨他再讲他儿时的趣事，那些听了无数遍却百听不厌的，从父亲带点结巴的嘴里再吐一遍就是好玩。一件是他误吞下一个铜钱，情急中祖母用手指愣从父亲的喉咙管里挖了出来。说到这儿，父亲用拇指和食指圈成圆形吓我们："这，这么大的呢！"另一场祸是在中学上天文课时，观星斗的晒台塌了，父亲摔进了池塘，别处没伤，却把睾丸戳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谁提有关生殖类的词儿会不好意思。大家都忍俊不禁，甚至默默后怕：差点就没有我们了…… 父亲又比划一遍圆。 被缝衣针扎了屁股蛋是第三桩，我才了解温州人过年讲究做新衣的习俗，想当初穿开裆裤的父亲，被摆在花花绿绿锦绣堆里，女人们的叽叽喳喳声淹没了他的哭。 读过私塾的祖父名叫赵承孝，字八铭，通古文，会写端秀的正楷，开始是个茶叶店管账先生，并品尝茶叶。后来拥有了自己一个像林家铺子那样的小店，祖父便是“林老板”。识字不多的祖母林繁能背诵唐诗，我从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否凭媒妁之言，只了解她生下的三男三女，都多少知书达理，算是个商文融合的殷实人家。要说家里只有一件在日后看来有点风光的事，便是我二伯父存有一本被朱自清先生用红笔批阅过的作文①，让后来这家人中最有出息的父亲羡慕不已。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淘古董，买到了赵氏姓谱，追根溯源，竟可以连到宋朝皇帝，还有堂号“天水”。不管是真是假，我喜欢先祖在西北，虽然，我从未去麦积山石窟看过壁画。再次想像千年前，姓赵的部落迁徙秦岭以南的辽阔土地，一部分在永嘉一带落脚并繁衍下去。 要知道中国有火车、詹天佑修出第一条京汉铁路，还至少要到19世纪。 母亲十九岁时不会想到，她这辈子命中注定，要邂逅一个姓赵的温州青年诗人，并且无法选择地做了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 假如当初她不离开天津，那又会怎样…… 朱自清曾于1923年——1924年应邀在温州十中任国文教员。十中后改名为温州中学。 " うう う [/url]

婉儿

小时候在母亲的旧相册里见过曾外祖父的相片，印象里他面目肃然。脸盘瘦窄，眼睛细长，留一把稀疏的山羊胡须，垂在偏襟的带盘扣的长衫上。长大后再想仔细看看，这相片已经被我的父亲在“文革”中烧掉了。 杨家祖上原籍安徽泗县，先祖历代在朝廷做官，曾外祖父杨士燮曾任淮安知府。举家北上后，几个曾叔成了北洋政府高官同僚和密友。外公杨毓璋，字霁川，排行为大。他曾留学日本，是个成功精明的银行家，喜欢雪茄、洋酒、玩飞镖和斗蟋蟀。但不吃豆子也不许家里人吃。母亲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外公发现有人偷吃了豆子，就把整个饭桌掀翻了。 外公不到六十岁去世的，死于伤寒病。家里有的是银子，外国大夫都请到了，仍救不了他的命。他留下两个夫人，一个姨太太。 1933年之前，外公家住在用一堵围墙圈起的巨大宅邸里，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8号。听母亲回忆，每天早上，仆人们都要把大门敞开一阵子，不知从哪儿来的规矩，天天如此。1911年的一天晚上，从大门外绕过照壁，领进一个娘家徐姓的女子，她就是我的外婆徐燕若。 我们谁都不可能见过外婆出嫁那天的样子，穿什么衣裳，脸上搽没搽粉，我猜准是好看得像这家带月亮门庭院里的花骨朵。她的父亲醉酒后稀里糊涂地写了一张字据，就把大女儿给了人家。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不敢想像，往后是怎样的日子。 三年后的阳历1月10日，我的舅舅杨宪益在内院的两层主楼里出生，虽然当时他是个婴儿，而她只有十八岁。舅舅算是今天杨氏家族尚健在的人里第一个见过婆婆容貌的人。 八十九年后，我开始写这本书，舅舅告诉我外婆不会有红盖头，也不会有仪式，她只是外公买来的妾，后来因为生儿子有功，才成了第二夫人。 舅舅便是这个家族里唯一的男性子嗣。 "> 　

[/img] ╙╙ ╙ [/url]

婉儿

我们第三代都习惯把外婆叫“婆婆”。几次进医院，年轻的护士总好问外婆，您老人家是怎样护肤的，保养得这样好？“好好洗脸！”她回答得很干脆。她本是贫寒人家的闺女，青春期是在富人家度过的。她很快吸纳贵族太太所必需的所有的生活方式，比如打麻将、吃西餐，还包括洗手习惯，用凡士林和喝酸奶。对她的孩子，她主张体育锻炼，多进行户外活动，在院子里支起了篮球架。1931年夏天，外婆只身（除了佣人）带他们去北京旅行，住在熊希龄①的香山别墅里。别墅名“梯云”，欧式立柱、依山腰而建，解放后它被中央政府征用，一度为毛主席的下榻之地。 外婆第一次出远门是乘海轮，身边的孩子只剩下姨妈杨敏如。姨妈晕船厉害，吃不下东西，外婆却能做到一个人在一等舱餐厅里，坦然自若地与洋人面对面用餐。也许外婆的血液里本来就有高贵的东西，她只是生错了人家。也许她的出嫁是一种回归。外婆一生主事，极有见识。七十多岁仍能手把手教保姆配菜，甚至亲自下厨房掌勺，而且完全是杨家人一向恪守的正宗淮扬菜。八十多岁时她给重孙们一人做了一件花棉背心，并且是站着缝的。只是她的个头永远不到一米五。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洗脸这个话题的当天，街上开始交通堵塞，天变热了。从白石桥骑车到阜外医院很困难，所以中午才赶到。大玻璃窗投射进刺眼的光，分不清婆婆的白发和依旧细白的面容。 " ╫╫ ╫ [/url]

婉儿

母亲杨静如长到三岁和外婆拍了一张合影。她裹在厚厚的棉袍里，乖乖地拽着姆妈的手，像个小秤砣。母女俩相差二十三岁，这是个忌数，因为这正是外婆从一位还算有福的少妇，一下子跌入寡妇境地的岁数。母亲还太小，不能懂没有男人的日子，姆妈的心里有多苦。等她自己也进入青春期，一次看到姆妈半醉后有点失态。再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她看过姆妈发脾气掉眼泪，样子吓人。更多的暴露孤寂的现象没有了。 当母亲的哥姐都离开天津上学之后，剩下她一人跟着外婆过了一段寂寞又快活的日子。没有男人的羁绊也好，手头又宽裕，可以听戏看电影，还可以逛街照相扯料子做衣裳。母亲曾为中学毕业班服设计过衬裙，在淡绿色的长纱旗袍里，贴身穿一条前襟低胸、后襟露背，由一根细丝带绕过脖子的衬裙。婆婆嗔怪说：“新鲜！”但最终没有反对。她这辈子没有可能做女学生，可她喜欢小女儿能有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幸福前程。 母亲的趣味和生活习惯深受外婆影响，甚至影响了她一生。 八十一年后，我让母亲细看这张照片里的自己，等了好久也没达到目的。"那我哪儿能记得是在哪家照相馆里拍的？"她说。 1948年我也是三岁。不过不是冬天，是夏天。在南京文昌桥中央大学平房宿舍的院子里，太阳光刺眼，我和母亲照相时都皱着眉头。你们看到她梳的头多像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上官云珠的发式。照片里的背景开阔，只有几张芦席，依稀可见天上飘着云彩。院子里父亲动手搭了一圈木栏杆，准备种些花。我们一家随学校刚从四川迁到南京两年，父亲当助教，日子不宽裕，我和姐姐的好些衣裙都是母亲用从天津老家带出来的旗袍改的。搬到丁家桥后，一家人住进带活动屋顶的丙种房里，楼上睡觉，楼下吃饭。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上楼时木板发出的吱吱响。 " ジジ ジ [/url]

婉儿

母亲和哥姐一直靠外公的丰厚遗产，衣食无忧。外婆守寡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要为她争气。按她的观点，他们都要受高等教育，女儿同样要成材。高额的学费并不掌握在外婆手里，那怎么办呢？她就说：没关系，你们先去考吧，考取了再说。就这样，我姨妈杨敏如和我母亲都上了天津最好的学校。 母亲从美以美会中西女校毕业报考了燕京大学，考试没完却得了疱疹。更大的不幸是东北三省和天津的沦陷。1933年,为安全起见，家里以4万大洋卖掉了日租界花园街8号，搬到了法租界。1937年，这个家又迁入英租界的耀华里。 一天在马路上，《诗讯日报》主编张洛英神色慌张地拦住她透露说：“杨小姐,你快走吧，躲躲吧！你的诗上了黑名单，日本人要抓你了！”这首诗名叫《失去爸爸的的孩子》，写的本是她小姨的女儿小莉的孤独，被怀疑成抗战诗。不久张主编被捕，受刑不过叛变了。后来他死于一次海难。 母亲自然很紧张，一位优秀诗人邵冠祥被日本兵抓走了，生死未明。我的姨妈在北京读燕京大学，曾在一次回天津的路上遭遇过日本浪人的追逐，到今天提起还心惊胆战的。女人落到魔鬼手里还有什么好？连我小时候还听带我的王姨说过，天津的闺女媳妇为躲日本兵往自己脸上抹锅底灰的事。 母亲那天回家，急忙翻找自己收藏的新文学书籍，她怕日本人突然闯入搜查，尽管这是在租界地段。她有个喜好，每添本书就都扣上“晓黛”的图章，这是她的笔名，和那首诗的署名一致。这下惹祸了，她就用笔一一涂掉。其实当时家里多的是巴金的书，还有杂志《文丛》《文学季刊》《中流》。并没有高尔基的作品那样的苏俄的书，那才是掉脑袋的“证据”。 她决意要离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这时第一次坠入了爱情。母亲从十七岁开始和巴金先生通信，外婆带着狐疑问谁来信了？听说是巴金的，也就默许了。因为她自己也读了那本《家》，然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母亲的信倾诉了自己束缚于旧家庭、无法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苦闷，她没人商量，只能和她敬仰的作家商量。她写道：“忍耐，忍耐。叫我忍耐到哪一天呢？”她还在书店发现了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英译本，她向巴金表露了想翻译它的最初愿望。但是这个愿望，过了十七年她才得以实现。为了帮助安慰这个向往进步的未曾谋面的年轻女孩， 巴金介绍她认识了南开中学的一位英文教书先生，他正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笔名李林）。倾慕在母亲的心底渐渐滋生，他们约好到昆明见面，以为只要坐船从海河走出去，就会有自由天地。 " ㄈㄈ ㄈ [/url]

婉儿

外婆的第二个孩子也要远行了。第一个走的是我的舅舅杨宪益，1934年他留学去了英国，一去便是六年。1938年7月，母亲和几位女生从海河码头出发，乘的是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出塘沽港，在东海上漂泊了七天。 我的父亲赵瑞蕻，这年已是山东大学二年级学生。暑假里他还在家乡，组织“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活动。10月19日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他跳上桌子发表讲话，这大概是父亲一生里最勇敢的一次壮举。很快三座北方高等学府紧急南迁的通告传来，他便和几个温州同学，在和我母亲动身的同一年的10月底，投奔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南岳山脚下，山风为伴，精深治学的情景。一批知名教授吴宓、陈寅恪、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柳无忌、钱锺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吴晗、李广田、王力、卞之琳等，以及英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相继到来。不断有从沦陷区逃难的学生带来沿途日寇暴行的消息，更激起二十几位着名教授和爱国学生们抗战救国的决心。八十天后，日寇逼进武汉，临时大学奉命西迁昆明。大家于1938年1月动身，分两路入滇。父亲走的路线又和母亲相同，一行八百人也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坐火车北上到昆明。徒步的三百人，跋涉三千五百多里上云贵高原，其中有父亲的外文系同班同学查良铮，即后来成为着名诗人的穆旦（笔名）。5月4日他们先在边城蒙自恢复上课，月底，父亲和其他十二名同学组织了南湖诗社，并请朱自清先生为导师。父亲终于见到了久已崇拜的先生，他写的一首怀念炮火下的故乡《温州落霞潭》的诗，后来被朱自清推荐发表在他和沈从文创办的刊物上。 南湖诗社成员里有一位中文系学生周定一，后来成了我国着名语言学家。现在他已九十二岁高龄，精神矍铄，谈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仍思路清晰。然而，诗人穆旦却因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运动高压和摧残，不到六十岁就撇下妻儿去了。这张老照片是由周老先生提供的，他在照片周围密密麻麻注明人名。穆旦的长子查英传现定居美国，在编他父亲全集的过程中，煞费苦心要搞清西南联大一代诗人的足迹。 1938年8月，疲惫的母亲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旅程，终于抵达了昆明。9月，文学院从蒙自搬来。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遇日军轰炸，母亲这时已从小西门内蒲草田街，搬到了青云街。她亲眼目击三架轰炸机，把大西门翠湖一带炸得稀里哗啦。从此每日里，城楼一挂起红灯笼，警报器猛然拉响，她就跑出城。和父亲结婚后则两人一起跑；怀着孩子，要挺着大肚子跑；姐姐生下来，他们便抱着牵着她，三人一起往大西门外的堤沟逃去。田野上栽满密密的尤加利树，拉家带口奔逃混乱的人群里可以看到，拄着文明棍夹着书、面目从容的西南联大教授的身影。 父亲生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敌机空袭的时候》，文中真实记录了1940年9月30日上午，他和我母亲跑警报的情景：“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志，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我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投弹了，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大约落在东城一带，那里一阵阵巨响，尘土高扬，火光冲天……” 父亲继续写道：“我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一进门，院子一片惨象，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我注意到父亲动笔的这天是199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五十周年，离他八十大寿还有三个月。 我的双亲是在一次文艺晚会上邂逅的，父亲到晚年还不断提起这天的最初印象。当时联大学生都穿学校发的黄色校服，日子久了褪色成灰不拉叽，天冷了再套上黑色棉衣。圆圆脸的杨小姐，那天身穿一件黑底碎花旗袍、外披开襟红毛衣的美丽，必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父亲。应该说父亲以他的追求方式，让我母亲在两年后，和他挑选了“八·一三”抗战纪念日从简完婚。我原以为她留在天津的李林的四十封珍贵信件，是外婆为安全起见给烧掉的。写书时，从姨妈那里才了解，是留在老家的人所为。 母亲做新娘时才二十一岁。从一个富家小姐变成一名流亡学生，在大西南湿冷阴潮、带纸糊窗的铁皮屋教室里听课，还那么快当了小母亲。不断迁居，房子越住越小，伙食也越吃越差。学业中断了。她曾带着初生婴儿去乡下教书，住在大仓库里，宠物小哈巴狗变成四川大耗子横行。 小女儿不能不暂时辍学的事实，让一向要脸面，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的外婆好伤心啊。 "> 　

[/img] ｐｐ ｐ [/url]

婉儿

在日本兵闯入天津租界前,外婆和敏如姨妈随七叔公的中国银行一行，悄然离开了天津。一直是走水路，到上海再转重庆，等于经历了一次长途逃难。母亲早就写信催她姐姐快离开天津，信里这样写道：“你怎么还留在沦陷区？沛霖都去了延安！”罗沛霖是我后来的姨夫，他于1938年春就到了延安。那里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我的舅舅从牛津大学毕业，携他的英国未婚妻戴乃迭回国，本来也打算去那儿的，但地下党徐冰（解放后在运动里自杀）叫他们去后方工作，他预测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伦敦大轰炸前，我的舅舅和未来的舅母动身离开英国，飘洋过海穿越日本封锁线，也来到了重庆。 这是抗战中外婆一家人的第一次团圆，但是生活再达不到老家那样的高水准了。按姨妈的话讲：“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没有电灯和电话，没有钢琴和电影。”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天津时最为平常的条件。外婆一点没觉得灰心，她宁愿自己一家艰苦，也不愿沾婆家银行的光。后来她还慷慨拿出相当数额的遗产，支援包括我姨夫在内的地下党办企业。为建国后的需要积蓄人才，我姨父罗沛霖已从延安被派回到内地，在外婆的操办下，舅舅舅母和姨妈姨父两对新人在重庆举行了双婚宴。登载这条消息的旧报纸，近来被人发现，姨妈惊喜不已。这两对老人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大家族里最恪守爱情诺言也是最幸福的人。 1941年2月16日的双婚宴这天，离我姐姐赵苡的出生只差一个月了。父亲在又一次回忆文章里写道：“1941年11月，杨苡（母亲后来一直沿用的笔名）先带我们初生的孩子小苡（我姐姐赵苡）飞往重庆，去和已从天津迁居那里的母亲、姐姐住到一起。我便告别了永远怀念的昆明，冒险搭乘运货卡车，在滇贵川公路上翻山越岭，走了七八天，几经危急，才安抵重庆，开始我另一段的生活经历。” 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谋职。四年后，我们这个小家又添了一个女婴，那就是我。母亲生我不足月，又是难产，半夜姨夫找滑竿夫抬我母亲去了沙磁医院。一出院我先被放在饭桌上让外婆端详。外婆上下看了看表态说：“唔，长得挺好，有股男气，可惜是个女孩，就叫多多吧！”当然是多余的多。 据我母亲讲，我是女孩，连我父亲也不大高兴。作为父亲，他还没成熟到有责任感的年龄，当时让他痴迷的只有学问。1938年他途经香港，买到的《红与黑》法文原版，几年后就派上了用场。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重返大学堂，他被柳无忌推荐去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在柏溪，他又获得用功必须的清净，并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名作。1944年第一个《红与黑》中文版问世。教授父亲法文的吴达元收到赠书，兴奋地在回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着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 母亲复学直到毕业。毕竟在我父亲的成就里，有我母亲的牺牲。 1945年8月，日本人无条件投降。重庆全城沸腾。 以上都是从长辈们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用我的理解向你们叙述出来。这座嘉陵江畔的山城，是我的出生地，它曾发生过校场口大隧道几千人被炸死闷死的惨剧。它雾气迷蒙，就像我对它的记忆一样。 " ?? ? [/url]

婉儿

完全没有印象，我是怎样被拍摄到了这张照片里的。我穿着外婆亲手给我做的浅粉色的缎袄，傻里傻气的由母亲抱在怀里。和她一样坐姿的还有外婆、姨妈杨敏如与洋舅母戴乃迭。她们分别抱着我的姐姐赵苡，表妹罗晏和表妹杨荧。站在她们身后的三位相貌英俊的年轻男士分别是我的舅舅杨宪益、姨父罗沛霖和我父亲赵瑞蕻。靠在舅舅姨父胸前的两个男孩，一个是表哥杨烨，另一个是表哥罗昕。 这是抗战胜利后，杨氏家族全体成员到南京拍的一张全家福。之前大家都是分头乘着由拖船牵引的木帆船，从大西南沿江而下的。船板狭窄，缺少饮用水，一岁四个月的我和十个月的杨荧都生了病。还沉了一船舅舅舅母从英国带回的书籍，还有行李和照片。 到南京后，我们一家暂时住进原中央大学科学馆里，这间化学系试验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过。屋里有一个可以洗洗涮涮的水池，唯一的铁床是从仓库里借来的，全家人挤在一起。八月的南京正炎热难当，我还发着高烧打摆子。一个月后我们搬到文昌桥南楼后平房，我开始学走路，喜欢光脚下地，母亲给我洗完脚刚放到床上，我就会有意溜下来。母亲说有一次她气坏了，就动用了“家法”，用一根蓝色的绸带把我一绕，我便乖乖的了。 照相馆是舅舅挑选的，因为离婆婆住的厚载巷很近。馆名叫“杨开”，母亲解释说大概是姓杨的先生开的吧。店铺很小，母亲认为拍得并没有多好，但我以为已经很精彩，只是觉得经过八年抗战，外婆开始变老了。她的三个儿女的第三个孩子尚未出世，两年后有了表妹杨炽和我的小弟赵苏。又过了六年，姨妈生下了表弟罗晋，小名儿小牛。第三代到此为止。 拍“全家福”的两年后，南京解放了，随后各小家各奔东西。截止到1999年，照片里的四个成员去了天国。其中四个长大的女孩都离过婚，后来定居美国的表妹杨荧，将这张“全家福”扫描后分给了大家。 " ├├ ├ [/url]

婉儿

我八岁那年又搬了一回家。南京大学迁至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我父亲的级别并不高，但很幸运，分到了一幢带里外院子的两层小洋楼的一层。这条铺满石子、十分背静的巷子里，房子都是单号，我们是21号，坐落在小巷尽头。我们搬来后，原先的女房主还回来看过一次，后来她出国去了。我现在想，房子她虽卖掉了，她大约还在乎，谁来使用她心爱的拱型门廊和大理石澡盆，虽然已破烂得根本没法用。 自然我和姐姐都转到了附近的汉口路小学，一天四趟得走有点硌脚的石子路去上学。附近有片池塘，听说有日本人留下的埋死人的坑，有人曾看见过尸骨。一想到当年这一带，夜半出没汽车马达声，踏着军靴的士兵野兽般吼叫，我就毛骨悚然。所以那片被芦苇杂草覆盖的地方，我们从不敢走近。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屈辱的阴影依然能感觉到。一天，我们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道参加了南京市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大游行，新街口、长江路、珠江路一带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 不久传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我们每晚都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来的病况。1953年3月5日他去世的那天早上，小学校降半旗，全体师生站在操场上一律戴黑纱。我母亲还给我们姐妹俩的头发上，一人别了一朵用白毛线缠的小花。第二年，我满九岁，升入高小（等于现在的小学四年级）。六一节在学校礼堂的入队仪式上，大同学为我系上了长至肚子的红领巾，当日贴出大红布告，我的名字被这样赫然公布，还是第一次。 舅舅率全家离开南京前，曾到陶谷新村看过。为安全起见，他把他家的小狗留下给我们看家。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它就走丢了，多半是被人宰了。不久父亲母亲接到高教部去东德教书的出国调令，结果是我父亲一人去了。我母亲带三个孩子留在陶谷新村21号，开始独自一人为整修五室外加盥洗室和厨房大显身手，她让一间涂成淡蓝，一间涂成粉色，一间是米黄，一间是雪白……向阳的客厅墙上，一面垂挂着齐白石的大白菜，一面是葛氏北斋的日本仕女画像。 父亲回国度假的夏天，又在后院栽了桃树、杏树，种上苞谷和蚕豆。院后墙本来就有一面长着几排竹子的土坡，调皮的小弟喜欢连续爬上去跑下来，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有一张他抱着竹子笑的照片，这竹子成了他万一摔跤的保护伞。而我自从有了一辆自行车，喜欢在坡下的路边练习骑车。19号的华家与我家一墙之隔，他们家的一株高大的桑树有半个树冠探到我家院里。长满紫色桑葚的时节，我们用竹竿够，常常因为嘴馋弄得满嘴都是紫色。南方潮湿，虫子也多，蜈蚣常会爬到澡盆里，我和同盆洗澡的小弟就数它有几条腿。我们白天逮蝴蝶蜻蜓，晚饭后一家人坐在拱门台阶上乘凉，摇着蒲扇打蚊子讲故事，爽风吹来竹林沙沙响，萤火虫在膝下飞来闪去。 隔着长长篱笆的邻居家是层层简陋的棚屋，杂居着干各种杂活、生活也简陋的平民。早上我常常看见他们往木栏杆外泼脏水，其中也有长得好看的姑娘媳妇，但我们从不对话。那几年，我们一家经常坐三轮车出门看戏，我母亲是个戏迷，自己爱听，还把孩子们都带上。一张梅兰芳的戏票价两万（相当现在的两元），她毫不吝惜。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洛神》《宇宙峰》《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歌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上的人们》，甚至是第一代的《荷花舞》和《采茶扑蝶》等，丰富了文化修养，开阔了眼界，这都应该感谢我的母亲。但是可以肯定，那样一长串三轮车，三天两头地鱼贯而出的声势，一定被住棚屋的邻居们瞧见过。母亲说我们幸亏在“文革”前就搬走了，要不然很难避免抄家之祸。 我们也常在节假日去南京大学礼堂看大学生的演出，当舞台上男声独唱起：“二呀嘛二郎山啊,高呀么高万丈……”的时候，我的心就立刻飞到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地上。 现在再到陶谷新村，路名没变，昔日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几次愣在21号的原址，仿佛眼前并不是什么盖得难看的招待所，我看到的还是那扇用银灰铁皮制成的大门。我一拍，它能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门也随即摇晃起来。门打开了，我直奔前院，那儿有扇二道门，它是用木栏杆钉成的。自打我迷上跳牛皮筋之后，这里便成了我的练习场。一环套一环长长的皮筋两头，拴在两头，我又十分投入地蹦达起来了：“牛皮筋啊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这下子，谁也甭想出入了。 21号楼上住的是沈家。夫妻俩都是教授，沈长越伯伯的岳母，常年戴一顶黑丝绒帽很像黄世仁的妈，我们背地里爱叫她“地主婆”。他们的独子沈陵和我小弟同岁，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腿上箍了个金属棍。文革后他去了美国，沈长越和赵惠如去世后，他把他们的骨灰也带了去。 那些年，赵沈两家合用前院的水池和龙头。我家淘米洗完菜到厨房里做，就近吃，而沈家的姨嫂做完得蹬着小脚端上楼去。她一口皖北口音，头发绞得很靠后，露出光光的脑门儿。这前院其实更像没有井的天井，潮湿、热闹、家长里短。前院是尘世，后院便是孩子们的天堂。 一天，我突然宣布要自己洗澡了，而且脱衣服时爸爸要走开。母亲和给我洗澡的马嫂都笑我：“是爸爸怕什么？”我说：“偏不！” 我在这两个院子里长到十五岁。 "> 　

[/img] 〡〡 〡 [/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