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每年为单位的生产任务我都要出差去外地，从1975年到2000年，我到过很多地方。无论我在哪儿，即使在北京，单位还是家里，我都会随时随地画下所见所闻，久而久之，攒下了一大批。
我曾到过内地香港边界，我也曾三次跨长江下扬州，去农学院了解种水稻的技术。我到过杭州郊区看满山遍野的茶田。曾蹚着驻马店涝灾下没膝的水，去观察芝麻的生长规律。我还在上海血吸虫防疫站，收集“瘟神”又卷土重来的原因……
其间我见缝插针地画画。设想如果当时手懒，不会留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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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附中毕业至今，我第一次在画界露脸却是在二十八年之后。那年春寒，画创作的热情却很高。我外出几次去收集画题，除了云岗，还到了古北口长城遗址。此行有丈夫陪同，约了摄影家刘力群，还有兰先玲老师。我们晚到了一会儿，第一次见面，她正裹在棉猴儿里依着车窗打盹。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过了五月，一幅呕心沥血画了三个月的油画《太阳很足的晌午》送展后，我就出差南下了。
也是那年长江发大水，我被困在苏州同里乡下。火车是不通了，我申请坐飞机未得批准，电话里的同事小崔倒甩来一句：“赵老师你好像得大奖了！”我听不懂，简直莫名其妙。
好容易回到北京，连画展请柬都没收到，我打听了开幕时间径直去看了。刚迈上历史博物馆的长长台阶，就被迎下来的师兄刘国华一把拽住了：
“赵蘅！正到处找你。”
“干吗？”我问。
“你还不知道啊？你获奖啦！”……
事后我写信告诉正在北欧旅行考察的景玉书先生，他非常高兴，并且鼓励说，看来你很有潜力，应当去美院进修。先生的一席话点燃了埋藏在我心底久矣的火种——回炉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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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在中国20纪50年代当母亲，一定会是个英雄母亲。我太能怀孕了，以至于我的丈夫说他都不敢碰我了。起初他是心疼我，他看到我做人流这样的痛苦。后来他为什么也不愿碰我，是我过了很久才明白的。
1987年11月11日，我会永远记着这个日子的。这天早上我再次走进海淀医院二楼108诊室，填表时我下笔有点尴尬，在场的孕妇们都是年轻人，而我四十三岁了。但对那些冷冰冰的护士们来说，我们都一样，都是肚里揣上了，却不想要或不能要的主儿！
“早干吗的啊，人就是贱！”
刀子剪子盘子清脆地在她们的手中因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听这声儿，两腿会直打颤儿。一个护士从里屋端一只盛着血块的容器出来，径直走到水池边往里一泼，只听咕咚一声流入下水道的声音，我心里又一颤。一条小生命就这么报销了。轮到我，照样的遭遇漠然的脸和粗暴的手。我知道她愣拽出来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宝宝，我不会再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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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岁末起，我们开始为再次患了肺炎的外婆轮流值班。这回她病得不轻，几乎所有的沾亲带故的老少女眷们都发动了。阜外医院心血管病房第六病室143号床位是个单间，备有洗手盆，谁来都会自觉先洗洗手，那时大家还不懂防什么非典，只是因为外婆爱干净。一天轮到我值班，看她精神好，我洗完手便坐在她床边。我并没张口说话，她突然主动向我叨叨起旧事来：“那些年兵荒马乱的，有闺女的都早早找个人家。听说这个杨先生留过学，又是银行行长，又是电报局长，又是电话局长……”
她望着吃惊的我，眼神已回到充满憧憬的十五岁。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从外婆嘴里听到关于我外公的事。听母亲说是外公教外婆读书识字的，母亲睡前爱读书看报的习惯竟然也是从外婆那儿学来的。
其实每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归宿。我不知道一生只有八年婚姻却守寡七十三年的外婆，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悲惨还是幸运？
作为外婆的第二个外孙女，我的婚姻命运的转折是在又一次值班的当天。那天下午一进病房，外婆马上指指天花板问：“飞了？”看她惦记的神情我马上会意地点点头。我明白她是在问她的外孙女婿，也是我当时的丈夫所乘的飞机起飞了没有。本来行前他要来医院辞行的，走到半路自行车轮胎突然扁了，他说这是天意，也就放弃去了。在他看来老天不让他见到病衰的外婆，这样可以让他留下对健康老人的记忆。丈夫此行去美国是当荣誉教授，让我再一次做了“留守女士”。也许外婆对我婚姻的前景不妙早有预见，也许甚至在60年代，我那次迟回东养马营的事发生后，她就感觉到了。外婆的确极具洞察力。她从来主张女人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忌讳离婚，最忌讳有外心，无论是发生在哪一方。她曾对我母亲说，不管怎样阿虹没有外心。阿虹是我父亲的小名。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已成气候。1991年，我的小弟携儿子旸旸去美国探亲，这是我们赵家成员在“文革”后第二批走出国门。第一个是我父亲，他于1984年重访了莱比锡。小弟临行前来京，外婆对他说：“好好和太太过日子，一个家不能有两个主妇（她指婆媳），今后你就听她的。”但是外婆的叮咛，最终未能挽回小弟的婚姻厄运。一年后，他把儿子留给了太太，自己归国了。
再一次值班，外婆正睡着，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我坐在邻床边悄悄画了一张速写，也是我给外婆画的唯一的像。尽管画得很像，我还是挨了一顿说，忘记是谁告的状了。
96岁的外婆逝世那天，恰是在又轮到我值班的一个黄昏里。还有我母亲、表妹罗晏在场。外婆在睡觉，我们正小声聊着天，我冲着窗。忽然我想回身看看外婆动静，却发现她本来平展的脸正迅速改样儿……
值班医生被叫来了。慌乱中我们仍理智地把我母亲推出病房，随后和表妹一起配合收尸员给外婆脱穿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婆的身体，心里直发颤，我姐姐伺候过婆婆洗澡，从来轮不到我。我没料到她的身形儿如此瘦小，似乎还停留在没有发育完全的十五岁。之后由我护送她到太平间，一排排抽屉里是又一个世界，装在里面的人们一点声响都没有。
大约大家都忙别的去了，让我有机会和盛在抽屉里的外婆单独呆了很久。我一点不觉得她跟平日的睡容有什么两样，她的天庭宽阔，真的没有一丝皱纹。我给她梳头，别好蓝丝棉袄的盘扣，我又记起了我十五岁时她也给我梳辫子的情景。
23日就在原地举行家族的小型告别式，外婆的头上多系了一条深蓝色的毛围巾。随即送去八宝山火化，我和母亲都没跟去，由我姐姐代表。婆婆没留下遗嘱，很多年前曾对姨妈说过不留骨灰。
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一只小小的榆木葫芦坠子随她而去了，那是丈夫临走时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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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美国飞走的那天上午我和他正要下楼，同事朋友老赵闻讯赶来送行。本来飞机是中午12点的，一大一小的两件行李都打点好，又有一个朋友送，时间还早。我忽然闪出一念头，请他为我们俩拍一张照片。我拉丈夫站到我身边，背朝着家里唯一像样的一面墙的大立柜，年轻时不懂得镜头感的我，此刻做出了小鸟依人状，冲印出来后才知道那天我是多么妩媚！而我身边的这位即将远走高飞的男人却是满脸的复杂神韵。
可惜当时的我太傻，已经当了“留守女士”，却丝毫没有警惕性。
这张得意照片我一直摆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凡来客都毫不怀疑这家女主人的幸福。
人有时需要点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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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月后他下了飞机，跃过我的凝视去跟儿子和他的学生拥抱。当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空气都要凝固了。久别如新婚，我们例外。一连三天他都夜半爬起来拨一个奇怪电话，却总是没拨通。我装着睡着。第四天早上我该随进修班下乡写生去了，还有半点钟，他要了我。十年后才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夫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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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他飞往美国前的一天夜里，他说去拿胶水把我们俩粘上！被搂在怀里满面桃花的我顿时笑了。
数月后当一纸休书寄到我手里时，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这种“玩笑”早就开过几次了，那时我就对他讲，人人都羡慕我们是模范夫妻，要是去开离婚介绍信，没人相信也不会给开。
没事儿，那不就是一张纸吗？他总是这样解释着。还能和以前一样过吗？那当然。 我脑海里出现了解放前地下党假扮夫妻的种种故事，甚至在他都有了洋妻之后 ，我还想像他们那是假的，而我才是真的，真正的糟糠之妻！
真的，真的答应撕掉这张纸时，我还是哭了一场。真的发现他和洋妻并不是什么地下党做假夫妻，我哭了整整三天，把他吓坏了。后来他拍片去了，我们通了九封信。他写道：“一闭眼就是你喷泉样的眼泪。”
而我寄出前把骂得狠的话给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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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陶庭弼婆婆送过终的我，又在离婚协议书上保证要为前公公送终，后来我真的做到了。老人家九十一岁寿终正寝，咽气时只有我一人在场。那天吃罢午饭，他叫我去歇，说他这里没事了。我刚躺一会儿，不放心又起来去看他。他完全做入睡状，唤他不应，手去凑近鼻孔，已没出气之觉。我慌忙去叫住在楼下的居委会主任，她却不敢来，让我找同一层的大夫邻居，果然我的判断准确。我打电话叫来傅家所有的亲戚，第一个当然是他的养子。他一进门就开始抽泣，直到火化前那一刻。
假使他有魂灵，也不会想到，这个默默站在他病榻前的女人，两个月前就不是他的贤儿媳了。他曾为我写过许多称颂我孝顺美德的打油诗，单位党组织背着我，来核实我在家里是否敬老的问题，他只说了一句：“她是带着笑给老太太抓屎抓尿的。”顿时化解了批准我入党的最后一个疑点。
对于我和他养子的婚姻危机，他好像也早已有数。他的洞察力不比我的外婆弱。陶奶奶走后，我成了他的一个精神寄托。
从此，这个傅姓多血统家族因老太爷过世，“树倒猢狲散”。
傅博仁是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见证人。从北京城南拣煤渣的穷孩子，到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曾作为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和日本鬼子在长城古北口打过仗。胜利后他负责收缴杭州的武器财产，投降的一方正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教官。
当初他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顺应潮流弃暗投明，选择了新中国政权。他在上海与地下党单线联系，随时有可能被杀头，策反的事连陶奶奶都瞒着的。在解放后漫长的以阶级划分三六九等的岁月里，他其实一直不得志。“文革”中养子跟他划清界线，他默默承受着。他之所以要收养这个男孩，一是看重他过人的才气，也是替他那苦命的母亲减轻多子女负担。男孩的生父是他留学日本的同学，两人同样的少将资历，而富家子弟的另一位选择了走。
老人家常爱在饭桌上，向我们晚辈唠叨自己打过蒋介石侄儿耳光的事，这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还有他打日本人时派给他一个美国顾问、一个苏联顾问和一个英国顾问。
毛主席去世当天，我看见他站在我家煤池边抽泣了几声，我没打搅他。
陈冲饰演小花成功后，他喜爱不已，把她的电影剧照贴在门上。后来她去了美国，他不以为然，又听说她入美籍了，他连连摇头，干脆撕下那画报，从此不再提她。
晚年的公公听力越来越差了，本来是工程兵出身，喜欢拆装东西，他发明了一种大话筒，用来看电视听广播。它是用包装纸壳折成的，加上把儿，从此他又可以享受到声音世界的快感了，他很知足。公公一生无后，是个遗憾，但他并不在乎，他认为不同姓氏照样可以成一家。
2004年2月，我随傅家父子俩前往顺义公墓，给去世十周年的傅爷爷、去世七周年的陶奶奶献花，他俩磕头，我鞠了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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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一些好心的朋友怕我孤单，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一个老外一见到我的相片就爱上我了，马上要飞到中国见我。我同意认识一下再说，就做了些准备迎接他，可偏偏在他要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我的父亲去世了。他改道去了南京和我碰面。
第一次靠这样的方式和一个陌生男人谈婚论嫁，我说我比你年轻，他说你心不老。我说我有很长的婚姻史，感情要慢慢转移。他说我愿意等，等你两年。我们开始通信，用我一点英文，一点法文，和他懂的一点中文。通信来往缓慢，感情发展更缓慢。
半年后的一天他打来电话：
“对不起，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是我的邻居，她离婚了。她很漂亮，你也漂亮，我也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我想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很明白的是，假如我更在乎洋房花园，还有绿卡，不会是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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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我曾对三个人叫“妈”，两个婆家的婆婆，一个生母。现在两个婆婆都去了天国，我常惦念她们。
我为这三个妈妈都陪过床。
自从丈夫在唐山大地震当天接来我的公婆，在一家老小三代同堂的日子里，我就像个轴心，不停地转啊转啊，采购、做饭、洗衣，一天都不能停下来休息。有一天我发了烧，实在爬不起来了。到了吃饭时间，陶妈妈见我没动静就躬着腰缓步蹭到我床前。我闭着眼仍能感觉到她小心欠身的样子：
“还真病啦？能起来炒两个菜吗？”她试探地问。
坦白地说，有几回我累得实在不行，都冒出要像“娜拉”一样出走的念头。
按年龄，我的公婆和我的外婆是一代人。陶庭弼妈妈一来我家，就告诫我疼孩子要疼在心里，表露出来不利于教育。她毕竟没有经过分娩那样撕心裂肺的体验，总过于严肃，缺少温情。我的小儿受过委屈，但我从不去计较。陶妈妈习惯晚睡，老要一个人磨磨蹭蹭到夜深人静。事故就这么发生了。一天夜半，丈夫出差了，我被爷爷急促的砸门声弄醒：“赵蘅啊！快开门，奶奶不行了！”他喊道。我腾地爬起，冲到过道上，只见陶奶奶已不省人事，歪躺在厕所外的水泥地上。刚几个小时不见，她已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我抓屎抓尿整整侍候了八个月。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陪床，也是最苦的一次。 已故的《中国日报》女记者孙国臻曾问过我：“你如何能做到这一切呢？”我回答的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养子爱我，这是他的母亲。因为她是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陶妈妈最后死于高热。其实早几天她就不肯吃东西了，喂她吃，她就紧闭嘴，或用牙顶出来。所以我始终感到她的神智并不糊涂。我知道她怕连累我们，早有不想活的念头，但又说不出来。1987年的一天凌晨三点她终于解脱了。
我用一周时间清理遗物，她的全部财产竟是一堆破布旧料和纸样。我称它们是“未完成的交响曲”。还有一尺高的待上鞋帮的旧鞋底，足足捆扎了一摞，其中几双小的显然是我儿子的。
抗日战争中，她组织国民党军官家属们为前线将士做棉衣，留下一台英国蜂蜜牌缝纫机。她一向严肃节俭，苟于言笑。大家都怕她又服她，背后尊称她为：“陶先生”。解放后她真心真意接受党的教育，真的“赤化”了。有天养子议论社会问题，她竟然骂他“反动”。
我知道陶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不能生养，她觉得对不起爷爷。曾自作主张替他找来一姑娘做小，却被爷爷赶跑了。傅爷爷从旧友那里先后过继了两个孩子，小的是女孩莉生，大一点的是男孩，也是我后来的丈夫。她曾努力求医，直到上四十岁才放弃。
她当过小学校长。另外拉扯两个养子养女长大也不容易，而这些，都是她的贡献。只是她身为女人，从未穿过漂亮衣裙，她却以为荣，这才是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