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在我们撤离砸抢现场的这天凌晨，被惊动了的住在办公大楼里的人们，纷纷涌到楼道里，几乎堵塞了出处。我发现其中有他，他站在楼梯口，肤色黄黑，也看得出一脸的兴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数天后他被人举报扭送公安部，一去不复返。
是否他的态度激怒了对立派不得而知。直接事发原由是他同宿舍的人，翻出了他掖在枕下（也许是被褥下）的“反动”日记。不可思义的是郑还能写日记？他人木讷，说话写字都文理不通，根本不懂什么叫叙事。可他居然恶毒攻击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在字里行间，把革命群众上天安门、庆祝最新指示的行动污蔑成妖魔鬼怪……这些都是我从大字报上所公布的罪行里看到的。如此反动猖狂的人还得了，自然要严惩不怠。就这样，一辆卡车，将可怜的他五花大绑地载到了长安街上，去公安部交涉的当儿，人们拥了上来；
“你交待，你犯了什么罪？”车下有人问道，其余的跟着起哄。
他惊魂未定，憋了半天他说：“我，我，我二十八岁了，还没娶媳妇……”
一个时期这个段子成为单位里的笑料。过一阵又都淡忘了。
1970年，“一打三反”①运动高潮中， 大家都已在宝坻干校，北京法院革委会忽然通知我单位，要求派人去参加公审大会。一个姓刘的，也是郑的同行去了，回来只是说郑剃了光头，都不认识了。
其实不用他介绍，已签发并画了红勾的法院判决书，印在大张纸上就贴在牛蹄河村的当街。都说单位这下出名了，白纸黑字上分明写着某单位某某某，因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某年某月某日执行枪决。跟着一句令我永生不忘的文字：“当场狂吠反动口号，气焰十分嚣张。”
今年是他冤死第三十五年，有谁还记得这个不帅也不才的农民儿子、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肄业生呢？他的苦命的爹大概也早赴黄泉，但正是他在拨乱反正形势的鼓励下，斗胆走进我们单位大门，替儿子领了几百元的抚恤金，也算为他郑家讨回一个公道。
宣读结论那天我在场，平反文件上说：讲过错话，但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本不该枪毙的。就这么简单！末了，他唯一留下一辆自行车，充公！其实它早被众人轮番骑，成了一堆废铁。
另外，实习期间他曾拍摄过一部什么羊的科教片，他自己还得意过。
80年代，几个直接参与迫害他的人相继入党，有的做了官。他们的手上其实不止一条人命。单位一位中层领导因不堪忍受逼供，当夜强迫老伴和自己一起投河自尽，那老妇死拗不干，他就先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他的一张预先写好的大字报被张贴了出来，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希望你们两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是巧合，也许正因为此，他选择12月26日这天以命取义。
当初的头头中一个后来不到六十岁病逝，是否算是一种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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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里打派仗打得急红眼的情景，很像过去乡民宗族间的械斗。你能想像平日都是同事的男男女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反目为仇撕打一团吗？为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广播词儿，都可以立刻成为瞪眼动手的借口。那时的人真是疯了！
一天，两派两个头头在办公楼前撞上，脸对脸到了剑拔弩张的情状。"红旗"的头头姓杨，母亲是上海纺纱女工，他有光荣感。他有个毛病，一激动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他指指划划冲着对方并非要打人,我怕人家找茬儿打着他，就直拽他的胳膊。他没理会，继续用激烈言词辩论着，眼看一触即发，我赶紧拼命拉架，大喊着：“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但他们都正值二十五六岁，又人高马大的，哪里能听你的呢。我夹在两个如困兽般的男人当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只要一动拳头，我的小命都在劫难逃。
两派的人很快围了上来。你扯我，我扯你，谁都怕对方伤着自己，谁都不肯先罢手。就这样二十来人死揪蛮缠着，一直打出了厂门到了大街上,我被裹在其中，有心制止，却无力平息。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短袖白衬衣的前襟摁扣儿全被扯开了，露出了同样雪白的胸罩！我慌忙遮羞，但愿那一刻没人顾上我这惨样儿，我赶紧背着人整好了衣襟。
又一个突然，对立派的一位中年女士休克了，她跌进道旁的沟里，惹得她的战友们乱作一团。
一尺之遥正是332路农科院公车站。过去这么多年，我还会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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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之后，我家的亲戚之间往来越来越少了。一次我去看外婆，见她正被勒令扫街。姨夫决定搬出东养马营，原本为了外婆免受扫街的罪，毕竟她已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可是在又一场名为“清查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外婆在新居还是没能躲过。她早就背驼，大扫帚在她手里显得十分吃力。她见我不多说什么，也没像平日那样留下我吃饭说话。多年来她一直和我的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文革”不久，家被抄了，唱片、相册、瓷器，天津老家仅存的纪念珍品被一掠而空。他们污蔑外婆，揪住她的婆家出身不放，却丝毫不懂，也不理会老人家对共产党赢得政权所做出的贡献。姨妈教书是教不了了，她下了干校。姨父被靠边审查，和所有的去过延安的老干部一样，何况他后来还去美国留过学。这还了得？
我仅见过舅母一次，是在白石桥路上。那天我正埋头走路，舅母骑着自行车由南向北行色匆匆，她的样子变得厉害，原先一头赭金色头发变白了。我心里一惊，却没敢打招呼，她已经骑远了。
舅母去世后，我从她的外国朋友戴安娜·拉瑞的纪念文章里才了解，北大有一位美籍教授鲍勃·温德是舅母的朋友，也许我看见她的那天，她正是去看他。她在晚年时还几次去看望这位老人，他已近百岁，情绪波动，大喊大叫，但这不妨碍舅母的爱心。
“文革”中，她自己和舅舅自身难保，还关心朋友们的健康和安危。她从年轻时就到中国来，和我舅舅一起系统而专注地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与世无争。1968年五一节前，在江青的一条“外文局有特务”的密令下，舅母被栽上“帝国主义特务”罪名投入大狱。她想逮捕我肯定是个错误，还天真地以为宪益不是外国人，一定没事。
但是她想错了。她和我舅舅在同一晚上分别被捕，这一关就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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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时，我的表哥杨烨还在大学里读三年级。他本来的志向是进清华,而且学国防工业专业。他完全有条件,他的成绩一直优秀。但他那时不会懂，他在幼儿园时就被认为“好可爱!”的英国人妈妈，正是他梦想的障碍。
他进了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年轻人,他对运动也表现了同样的热忱和积极。他去过南方串连，也带给我母亲一些传单。但他始终得不到真正的信任。等待他的是发配到偏远的工厂，搞不了业务。他再回来,在他的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双亲眼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以为他捂起耳朵拒绝一切所谓封资修旋律,只听阿尔巴尼亚歌曲就保险了?他以为他去新华书店，只逗留在马恩列斯着作毛选专位前就安全了?
是思想出了问题,还是精神有了病?
所有的亲友都向他投来忧虑的目光，因为他突然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次次往大使馆跑。后来他被送到伦敦，那里有他姨妈照顾，他的病可能会痊愈。但是大家又想错了。到英国后他很快与周围格格不入，要求去伦敦打工，每天骑很远的路，他扛过包，一天却只喝一杯酸奶，人瘦得厉害。悲惨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在一个圣诞节前，他的姨妈外出时，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把自己点着了......
也许他认为在火焰里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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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们单位有四位厂长级干部，一个正的， 另一个前任正的，还有两个副的。在全国一片“打倒当权派”的口号下，他们各自遭遇不测。
两位正厂长都姓王。老的一位被抓进牛棚，天天扫厕所，一只耳朵被食堂小伙计打聋了。2001年给他送葬去了很多人，他活到了高寿。
新到任不久的王厂长，个儿高面皮白净，有点傲慢。单位乱起来后，他当不了厂长，干脆回他原先的部队去了。我们那派成气候之后，曾把他揪回批斗过一次，他还带着军籍，你想，在他眼里我们都是些草莽之徒，他能服吗？他就是不肯脱帽低头，我急了，上前一把拽下他的军帽，那上边还别着一枚五角星。这是我在少年时代最崇拜向往的东西，可见此刻我疯了！我们还抄过他家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抄家行动，也是唯一一次。
那时，大院西门里还设有游泳池，一天我正游着，忽然感到腿被人拽住了，我吓了一跳，水面上一个圆圆脸的小女孩正向我瞪眼，她见我发现了便使劲冲我喊道：“打倒赵蘅！解放我爸爸！”足见在她眼里我是个大坏蛋。
小女孩后来成为一名女摄影家，去年我们在美术馆还遇见过，彼此亲热，既往不咎。
副厂长里一位是女性，正是她把我召了来。她的丈夫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也是着名的《长征组歌》的词作者。他们夫妇在革命战争中辗转南北，丢失过几个孩子。“文革”中却拿她的这些伤痛事上纲上线。这位女厂长在干校时，借请假回城看病再没回去。现在回想她真挺勇敢。
陈副厂长在80年代就过世了。他一张柿饼脸，一口苏北腔，胆小怕事，据说曾有过变节行为，要不然能做很高的官，也不会总是副职。文革初期一天半夜里，他在对立派地盘被审讯时怕遭毒手，乘看守不备逃了出来。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要投奔我住的总部。他拼命敲门，我放他进来了。我只觉得这个老人可怜，却有了包庇窝藏走资派的罪名。第二天，我们把他转移到农业大学校园里藏起来，怪不得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小女儿对我投来好感的眼神。
那次窝藏厂长的行动,让我丢失了两本父亲送我的毛选老版本和两件白衬衣。本来我就缺衣少穿，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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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我和男友恋爱了六个年头。他早就表示想结婚，可我总在拖延。有一次，他和我从白石桥路一直走到西直门，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反正是劝我答应他。他磨了一年，我终于答应和他结婚。
1968年9月30日中午，经过双榆树照相馆，鸭子小声问：要不要进去照张相？用不着！我坚决地回绝了。心想为什么结婚非得进照相馆呢，我就要改掉一切陈规旧习， 破这个“四旧”。那天，一帮大约十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拥着我和傅往饭铺走去，不算喜酒，怎么也得请哥们儿吃一顿吧，何况又是一派的“战友”。
鸭子又夸我的白底儿小花短袖衬衫好看，只因那上面有点红颜色，我从三件旧衬衣里挑选了它。还有一点红扎在我的头发辫刷上，我仍保留着附中女生的标准发型，不过脑门儿上多了一排留海儿。前一天我请单位的摄影师老周帮我剪的头，他和我是同一派，为一些陈年旧账正被审查着。我请他用推子刮了刮我脑后发际的绒毛，这让傅大为不快，咕噜我像秃尾巴鹌鹑。第三块红便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别在我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赝品军装的左襟前。
蓝布裤子也洗干净了，只是两条裤腿上带着两块补丁。
新郎的着装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干脆借来衣服，衣服主人有个光荣的爸爸，当然就拥有了最受当时年轻人羡慕的军装了。
之前我买了一双袜子和一条线提被面。（在百货大楼买的，只有两种色，紫红和深绿，我挑了后者。）加上几包烟几包糖，交给会精打细算的同学去张罗。
一行人用十几元吃了一顿食堂级别的饭菜，反正年轻的食客们吃饱了挺满意。在和红旗战斗团联合举办的婚礼上，他们喊口号：“向一对红学习！”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响亮了。
之前不知是谁提议新娘新郎互赠礼物，一人画一张对方的像。找来纸笔，我们相互盯着，他的眼睛比平时更亮，让我羞红的脸也更妩媚。没想到起哄架秧之下，许久没动笔的我反而发挥得很棒。只可惜画完当场被强行收藏，我只看过一眼，从此不知下落。
这场结婚一共花去四十余元，相当于我的一个多月工资 。
双榆树饭铺保存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后几经改头换面，曾有一段时间变成一家相当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后来成为请过前夫的第二位妻子吃饭，是她预先点了爱吃的烤鸭。她是个喜爱东方文化的洋女人，当他陪着她颇为拘束地步入餐厅时，刹那间我记起了我的带补丁的新娘装。
那家没留下我结婚照片的照相馆，最终在1997年和双榆树所有的店铺一样变成瓦砾。每晚,在双榆树的原位耸立起的数码大厦会灯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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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龙王头村的小栓头突然出现了，当夜只好给他另找间屋睡下。单位的这幢办公大楼里，对立派占了一层，“红旗”占领了二层。我在婚前就一直住在总部，这是二层东楼道丁字路口的一间办公室，有次接了一个自称为“联动”的电话，吓得我心惊肉跳好一阵。
婚前每天夜深人静，傅的电话会打来：“我想你了，怎么办？”他软绵绵地问。我只好应付：“听见了。”我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变淡了，这场运动使他本来的急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一张点了他和其他几个出身黑五类同学大名的通缉令，就张贴在学院大门口, 他们成了众矢之的“狗崽子”，就像二战中的犹太佬。他来我单位看我，常常会受到啐唾沫的侮辱。
幸亏有派性组织的保护，他也拼命地卖力，竭力地表现，有张他光膀子刻印传单的照片，足以表明他已瘦成了什么样儿。单位年长的好心人开始对我饶舌：婚姻是大事，别因男方的出身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我有了新的追求者。他发现后大为动怒，我的动摇等于给他受伤的心火上加油。我最终放弃了选择,恪守谁是自己第一个恋人就应该嫁给谁的信条，哪怕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了板上钉钉，防止发生变故，我和他在结婚前一年登了记，除却从未同居过。北下关派出所的人问：“谁结婚？”我说：“我们啊！”她狐疑地上下打量一番，八成因为我们的样儿太像十几岁的中学生了。
那位追求者也是同一派，不经我同意将我登记那天拍的照片拿走了。他在我结婚的当晚，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栓头去院里拍照，在矗立在大院西门中央的毛主席画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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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最高指示下，一阵风似的，全国各个机关学校都进驻了军代表和工人宣传队。军代表到达大院的那天中午烈日当头，在大院西门广场上召开露天欢迎大会。我本来有在大跃进时落下的虚脱病根，久站后眼一黑便晕倒过去了。几个战友告假后慌忙把我往海淀医院抬，他们央求大夫收留我住院休养几天。可那时哪有一块清静之地啊，当晚我就被附近学院的高音喇叭吵得不能入睡。一个女学生在尖声喊着：小西天造谣台！你们听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派到我单位的是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的，这家厂生产过红旗牌轿车，还有北京吉普。据说队员都是经过认真选拔的根红苗壮的优秀工人，他们举着大旗唱着歌浩浩荡荡开进厂的那天，在办公大楼前厅里举行了宣誓仪式，因为楼梯中央挂着一幅宝像。此后，每天早上全厂职工必到前厅，和工宣队一起早请示，齐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条死规定一直坚持到我们离开北京下干校之前。
同时进驻电影学院的一个长相很帅的青年工人，后来因和一个女学生发生了恋爱，受到了开除处分。另一位在“文革”后成了我单位的一位职工的家属，偶尔见面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
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了天派领袖蒯大富为首的学生们的武力抵抗，双方都流血了。数天后，中央文革命令全城机关学校都去参观，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园，所见到的却是充满血腥味的战场：满地是横七竖八的被拆毁当做长矛的铁栏杆，房角塌了，砖头、瓦片、木棍乱扔。这天，我随着长蛇般的队伍瞻仰了来自中南海的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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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我继续投入大联委的工作，两派刚联合，其实面和心不和。我负责大批判，成天忙着写稿子，常常搞得通宵达旦。开始我仗着年轻还能扛得住，渐渐有点身体不支，而且伴着阵阵恶心，我不知自己得了什么怪病。在大联委主任老魏的催促下，我这才去医院查了查。丈夫陪我去的，大夫二话没说就叫我去做青蛙尿检，十分钟后我的化验单上盖了一个妊娠"阳性"的红色印章。丈夫顿时恍然大悟："怪不得你老恶心，原来有个小鬼在捣乱啊！"我心想，这小鬼来得真不是时候，我们这么年轻，我二十三，他二十四，何况革命尚未成功，我怎么能去养孩子呢？所以心里并不高兴。
一个意外，让我对这个孩子做出了选择。那是在第二年的一月，一天夜半时分，我突然腹痛难忍到要从床上滚到地上的地步。丈夫慌忙去叫住在隔壁的本派头头杨，工宣队李队长也闻声起来了。只有他有权调车，他叫醒司机拉我去骑河楼的妇产医院挂急诊，他们都要陪我去，一边夹一个。初步诊断为宫外孕。
我稀里糊涂地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早晨疼痛减轻，下午完全不疼了。医生才自省误诊了，改判我为正常怀孕。当即问我："这孩子要不要？""问他，"我指指身边的丈夫。他立刻表态；"不要不要！"我马上附和着："不要。"
几分钟光景，我们这对小夫妻，就轻而易举地判了自己第一个宝宝的死刑！
她（我猜是女儿）的生命才四十天，我见到她时，她已被活活钳出，成了一条血块。我也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因为是头胎，产道未开，我汗淋淋的被担架推回病房时，几乎奄奄一息了。
照片里的是同病房的两位大姐，我出院那天她们特意走出来与我合影。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一人捏着一本红宝书在胸前。
其中那个怀葡萄胎的，日后吉凶未卜。
小产后不久，我们也搬出了办公大楼。起因是一天丈夫给我炖鸡汤，香味飘到楼道里。一个工宣队员反映说：“怎么在办公地方过日子？太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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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毕竟学的是电影摄影专业，一进学院他拍的静物作业，是《毛泽东选集》和扎着红绸子的军用水壶。拍人物肖像时，则是拍掏粪工人时传祥。他因受到刘少奇主席接见，《人民日报》刊登出两人合影，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人物。也因此“文革”一开始，成了一条罪名。随即北京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扞卫团。说到这儿，曾发生一件今天想来很后怕的事：一天夜里，我们派正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扞卫团到大院夺权来了，要我们去援助。大家稀里糊涂赶到主楼，只见楼里黑压压一片人，也分不清谁是战友谁是敌人。我想爬到楼梯上观察，刚能站住脚，灯忽然灭了，黑暗中立刻大乱，顿时我被一堆男同胞压翻倒地。等我被救到楼顶，醒过来，正迎着丈夫焦急的目光。
1969年初春，我小产痊愈，日渐恢复往日的红润。一天，丈夫拉我到大院里拍照。那时他只拥有一台南京紫金山牌相机，还是我父亲花去70元给他买的。拍前，他让我戴上点装饰品，他点名要那条我母亲送的黑围巾，它已压箱底多年了，是用粗线编织成的，长长的镂空格面上，点缀了一片片红的绿的图案。他一定是觉得我围上会更添光彩，马上一幅摄影佳作要产生了，他很兴奋。
已对好光圈速度，一切俱备，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似乎也顺从地站到了镜头面前。突然，我莫名其妙地变卦了，找种种托词，就是不肯戴上那条围巾来拍，仿佛它是一条咬人的毒蛇。丈夫太熟悉我了，立马反应我的潜台词是什么，无非是“臭美”“资产阶级”之类。他平常虽然激进，也没有我这样过分。他的暴脾气一下子被激发了。
几乎愤怒的他当众大喊大叫：“你他妈，不拍算了！”而一点不顾及好奇走过来的人，恰是对立派的成员。我本来就面皮薄，此刻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可他没完，冲回宿舍去拿了把剪子，从我手里扯过围巾：“反正你不用，要它有什么用？”几剪子下去，转眼间他就把一条其实我珍爱非常的围巾给毁了。直到“文革”结束，当人们又可以打扮起来的气候到来时，同事好友王绿霞主动帮我补好了这条又压回箱底多年、让女友们羡慕的围巾。
另一件我做过的蠢事，也是发生在运动初期。又一个好天，我们俩约了几个青年同行去八大处拍照。天热，丈夫脱掉了上衣，露出年轻健美的胸脯。他本来就是宽肩细腰，颇有点像希腊雕塑大卫的体形，这时回头灿烂一笑，郑曰洋立刻抓拍了一张。回家冲印出来，果然非常的帅。呆在一边看他用木夹子从显影液里把照片放进定影液里的我，这时却发了议论：“不行不行，这太不好了，光着身子，影响多不好。”这会儿他倒没发脾气，也许他自己也有顾虑。结果是我剪掉了照片上他的裸背，让他只剩下脖子和脑袋。这些年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因这个光膀美男渐渐老去而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