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南京文联造反派通知我父亲，参加“批黑诗唱红诗”批斗大会时，我正好在南京，就陪他去了。我们是步行去的，地点在新街口人民剧场。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常到这里听京戏，眼下却变成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战场，高音喇叭里播出刺耳的战斗歌曲。
第一步：批斗大会主持头头发表很有煽动力的开场白。
第二步：原文联的领导们被押解亮相，排成一行站在舞台上示众。
第三步：喝令我父亲上台陪斗。
他从我们坐的最后一排座位上缓缓站了起来，捋捋他得意的带银丝的软发，他的中山装制服整齐，和以前出席会议接待外宾时一样。他笔直地向舞台走去，人们从通道两边向这位面目清秀的中年文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好像连肃杀的气氛都有些缓和了。
那头头大约生怕减弱战斗力，带头喊出了“打倒赵瑞蕻！”的口号。在众人口号声中父亲站到了舞台右侧，和文联领导们的位置形成45度角。
批判开始了。批判稿由一个女小将宣读，我只记住了她喊的最后一段：“你为什么要赞美罂粟花这幅画，称它是最美丽的花？在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之际，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恶毒攻击党，其用心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倒赵瑞蕻！坚决批倒一切毒草！打倒一切害人虫！批黑诗！唱红诗！......”
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摘下他的毛主席像章，他不配！”批判中一声不吭，并且始终不肯低头的父亲，这时反应异常强烈。他本能地捂住自己的胸前，他一向好戴徽章，从来都是校徽不离身，他把它们作为一种美而光荣的装饰。要他摘下主席像章，他觉得受了侮辱，有人跳上台要和他争抢，他更骄傲地昂首挺胸做大义凛然状。
也许最后，造反派觉得像我父亲这样一介文弱书生，太不值得他们下手了，像章风波才以父亲的胜利而平息。
我目击这一切，却没能勇敢地上前帮父亲一把，今天感到很羞愧。

婉儿

丈夫尚未调上来的那会儿，从沙岭子学生连回北京小住过几天。一天晚上，突然闯入单位的几个人说要查户口。十平米小屋里就我和他，他还是我的合法丈夫。大活人明明就站在屋里，他们偏要当着我们的面掀开我们的床单，煞有介事地打手电往床底下照。
末了，命我丈夫快快离京，理由是他的户口不在此地。

婉儿

林彪签署“一号令”，下达了“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红头文件一声令下，战备需要，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北京各机关学校一律要在国庆节前撤离京城，期限在1969年9月30日。
完全不知道这一去何时还能回来，反正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在少得可怜的几天内，七手八脚地将自己的行囊捆扎一气，丢下坛坛罐罐，（那时没有洗手液卫生巾卷纸）只带上铺盖脸盆毛巾衣服，然后运到火车站。
我们单位被安排在西直门火车站，这是开往西北方向的路线。后来才知原委，因为我们的军代表是65军的，张家口一带是他们驻扎地，全体职工此行的前往地叫沙城。
轮到我看行李的第二天就是9月30日。长长的铁轨两旁，堆满了同样长长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行李，我骑在铺盖卷上对着天空云彩发呆，等待装上西行的车皮。
从南京来信里我才得知，我的双亲也在同一时间撤离了南京。不过他们那儿不叫下干校，是冠以“大拉练”的名义。他们更像是二战中的大逃难，而且完全是徒步。一夜之间，这些曾经的老师们被匆匆赶出了自己的城市家园。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结婚一周年。

婉儿

一趟火车三个钟头，把大家拉到了张家口市以西的古镇沙城。在列车上老魏让我写一篇广播稿给播音室，代表全体职工表示坚决走“五七”道路的决心。从沙城再往西行，有一个小站叫土木。离土木站十多里是一个依傍官厅水库的村庄，它有一个显示贫穷的名字——黑土洼。
1969年9月30日当晚，我们农影厂和摄影学会二百来号人在这里落了脚，开始干校生涯第一站的日子。
说它是第一站，并非出于初衷。军代表和革委会原本打算让大家扎根此地的，号了房，设了伙房，备柴备粮，各就各位。初秋时分，官厅水库水满鱼多，有时还能逮到野鸭。当地的莜麦面加上炖鱼白菜，还是蛮香的。 每当一开饭，一只只盛满热腾腾饭菜的脸盆从伙房端出，分散送到各班的驻地。路边村民们好奇地围观，尤其是那些眼馋赤脚的孩子们。
为解决烧火取暖问题，我们得常到对岸去扛黍秸秆儿。这活很累人，一人高的一大捆足有五六十斤重，我背上了根本站不起来。每到这时，陈勃总是在后面托我一把，让我感动。他是摄影学会的，堂堂一个秘书长，竟会因为议论三面红旗的颜色，挨了炊事员的一顿狠批。80年代，我与他在香山宾馆摄影家协会年会上重逢，才知他的资格有多老。
干校从村里征来的地是沙地，土少石头多,没人要的。我们干的活就是先扒出石头运走，再从远处运土回来。工隙中，大家猫在避风处，老魏常讲上几段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事迹，给大家鼓劲。可是一到冬天，这里天寒地冻，正处在风口的黑土洼，经风一刮，埋进去没多久的小麦种子就全给吹跑了。曾闹过一个笑话，单位一个老会计一天正蹲在露天的茅厕里，又卷起一阵烈风，竟把张大便纸粘到他的脸颊上了。
种不了庄稼的地方如何养活百十来口人？
校部领导决定在岁末搬走。

婉儿

搬迁前，我申请去沙岭子探亲。虽然我已开始受到冲击，由于和丈夫通信多,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比如大字报就贴在村口：“这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云云，但军代表鉴于我曾经的积极，开了绿灯。
当时我是个排长，每晚要在村里巡逻查岗一遍，戴着皮帽穿着大头鞋还冷得打寒战。还要起早带队操练，一边喝着寒风，一边扯着实在不洪亮的嗓子喊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满有股子飒爽英姿的劲头。我一点没有意识到形势在突变，对越来越多的批判舆论，一时难以接受。一天晚上下了工，我约一个我信任的同事到看场院的窝棚里谈话，当他面委屈地痛哭了一场。
丈夫所在的宣化县学生连，容纳了北京各艺术院校的学生。班长以上的干部由正规军人担任，表现好的学生当副班长。丈夫去车站接我那天，零下二十几度，风雪交加，我们顶着像下刀子一样的风走在白茫茫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完全睁不开眼。而我的出现，让学生连的小伙子们眼馋得不行，我那张被冻红了的青春脸蛋，像给寂苦的光棍们注了一针兴奋剂。当晚大伙帮着多弄些稻草来给我垫床，傅跪在草垫上仔细码平，好像在迎接一个新娘。一天，大家去冰封的河面上玩，也来探亲的谢飞，为我们小俩口拍下了一张照片，最近重翻出，感慨万千。
四天后假满，我不得不返回黑土洼。我几乎是踩着点儿回来的，因为行李早先已集中装车，傅陪我直接到了土木火车站。大家都进车厢里了，我还站在车门边和车下的他四目对望着。谁都明白，这一别不知猴年马月再能团圆，脑子一片空白，以至于全然忘记了，他的怀里还抱着我的布书包。
等到列车启动了又很快提速，我们这才发觉包的事。他撵火车跑了几步，可人的腿又怎能赶上火车轮子？他只能眼巴巴看着车离站东去。我几乎不带犹豫地决定马上告假，借口有本语录在那包里，必须在下一站下车。我的勇敢赢得身边几个女职工的同情，我意外地获准了。下一站是个更小的站，我问车站售票员：“回土木站的下一班列车几点开？”“下午两点。”她回答道。也就是说，还要等四个小时，而且是当天唯一的一趟。
四个半小时后，我返回土木站。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还傻站在月台上，好像根本就没挪过原位。
天很快黑了下来。看来当天我们谁也不能离开此地了，只有一条路——再回黑土洼过夜。
岁末的塞北，你们难以想像有多寒冷！大部队撤走了，老乡本来就有早睡习惯,黑灯瞎火的，我们往村里小心探路，冰冷的村子活像一个无人区。
走进我所在班平时开伙的院子，门没了，墙被扒了半拉，灶火早熄灭了。炉子拆走了。就在这炉面上，我和马翠祥曾烤过洋剌子吃。旮旯里堆了些黍秸秆儿、草袋和碎砖头瓦块。我俩找个避风地儿垫些草袋坐下，他把他的军棉大衣脱下给我裹上，我们紧靠在一起，为暖和点。谁也不敢有其他亲密行为，尽管院外只有狗叫和狼嚎般的风声。他几乎整夜始终沉默着，人变得反常的谨慎。我倒偶尔轻轻哼点老歌给他听，一反我以往寡言的性格。
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冷的夜！
一直等到天亮，我们才敢离开这里，去找干校留守的人。他们有四五个人，昨夜是在伙房里过的。房东儿子当时还是小孩，三十三年后我又去黑土洼，他的双亲早已去世，四十开外的他，竟然还记得当年谁住过他家西屋，还有那个穿女军衣的女的长得挺好看。
我向留守负责人解释自己没赶上火车，他们也没深究，反正我那时还够不上反革命的格儿。现在我必须跟他们走了，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拖延这趟远行。我们再次步行到土木车站，丈夫给我买了一小包油炸开花蚕豆，他知道我和我的外公相反，向来最爱吃豆类零食。我最后一个拐进月台的木栏杆里，他被隔在外面。那只绣着毛氏笔体“为人民服务”的布书包，此时已牢牢挎在我肩上。长别就在眼前！碍着别人的面，我只能把眼泪吞到肚里。

婉儿

颠颠簸簸地到了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才知这村名儿真是名副其实。风口村一下子换成了洼地村，又是别一样的贫穷。县城叫宝坻，位于河北省以东。自从1962年窦家庄来了个女知青侯隽，从此出了名。从宝坻改乘单位的卡车，一路坑洼不平，足有五十里地。一到夏天这里汪洋一片，负责回北京取工资的何，回村得高举着用雨衣包裹的钞票捆,活像董存瑞高举炸药包。
我们刚进村子，村里连电线杆都没架，家家户户全靠点煤油灯度日。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糊糊一片，只能上炕做娃。
只有我们“五七”战士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到了干校第二站，大家照旧分性别分散住在各户腾出的空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单位里有几个正坐月子的女职工，不等孩子断奶非要她们下来，我眼看她们的衣服前襟天天被充盈的奶水淌湿。
每天出工先要在“当街”上排队集合再开步走。道旁站着围观的村民、光屁股的小孩和光膀子的村妇。他们好奇这些城里来的干部哪来这么些套袖、假领子（70年代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和补丁衣裤。而我们更不能理解这些小媳妇们，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颠两只大奶，这是什么风俗，让我们的男学员都不敢抬头。一天，一个小媳妇听说几个女学员都结了婚，就上前一把要扯开她们的衣襟，还念叨：“老娘儿们了，还怕啥？”吓得她们直躲闪。
只有我不会遭此袭击。我太像个未婚姑娘了，老乡们都爱唤我：“俊闺女”。

婉儿

干校迁到牛蹄河村不久，对我的审查真的升级了。1970年，全国掀起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新高潮。动员不几天，大字报糊满牛蹄河村当街的院墙上。人们像中了邪似的，抢先揭发所谓触目惊心的却难辨真伪的罪行材料，用词极端且上纲上线，一时间成了一股歪风，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曾发生这样一件惨剧：在一次连队大会上，由于军代表的讲话含沙射影，点了有人偷听敌台的事，坐在我身后的一个男职工被吓坏了，他本来就有癫痫病，当场瘫倒在地口吐泡沫抽搐起来。
我的待遇可想而知了。斗大醒目的标语上倒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划了大红叉。
我这才知道舅舅舅母两年前就已入狱，专案组去监狱找过他。我成了化成美女的“蛇”，天天要我对着毛选交代罪行。当时我所在的小班有漫画家米谷，他很同情我，每次开完批判会后，他总是暗自叹气。他不能发表什么态度，他自己也在被管制当中。后来单位北上离开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位面容亲切的老人，听说他早去世了。
一天我被叫去审问，说根据我的问题发展，也为了更好挽救我，从今天起成立我的专案组。随后，我搬到村边的一家小院里，一条炕上，我睡当中，两个女组员一边夹一个。政委找我谈话，说我抢档案室的问题够得上枪毙，但念我年轻，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正是他在半年前，曾在全厂大会上表扬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很深。他的根据来由再简单不过，只因前一晚，我误以为单位又会为一条最新指示出去游行，白跑到厂里一趟，却恰好碰见了这位政委。
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有天半夜我睡到半夜，突然天昏地转起来，还伴着恶心呕吐。我知道自己的虚脱症又犯了。第二天她们叫来校部医生,开始还认真给我诊断，后来我看见专案组和她在外屋嘀咕了一阵后，她的态度显然变了，匆匆对付几下改说我其实没什么病。
被隔离起来的我，是不能自己去伙房打饭的，得和专案组的人一起吃。我更不可能去帮厨，我想也许他们怕我给锅里下毒。
这时收到了师兄张奎斌从丈夫那边写来的一封信。信很短,意思是说我丈夫也受到了审查，他很委屈,常哭。他要我千万相信我的丈夫不会是反革命。随信还寄来傅给我买的军用磨压鞋,鞋里盛满了剥掉壳的核桃,可惜都染上了胶皮怪味。
年末，全连组织去参观大寨。据专案组头头说，本来我没有资格去的，但考虑到此行有利于我交代问题，经过研究才允许我也参加。我们是被两辆卡车拉到山西的，我站了一路，吐了一路，被寒风吹了一路。山西境内山道坡陡，大家真是辛苦万端。全国各地的人们，像朝圣般地涌进昔阳县城里。倒是亲眼看到了头上扎着“白羊肚”①的永贵大叔，他在新盖的大礼堂里接见大家并讲了话。我还吃了昔阳县的刀削面。但是一到晚上，仍不放松对我的“洗脑”。
只有牛蹄河村的房东大娘，和村里的大叔大哥们，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他们看人只看一条，谁干活真卖力，就是好人。一次一个小青年忍不住问我：“小大姐你说实话，你真是'5·16'吗？”我说我真的不是。他说：“我们看你就不像，那你就不要瞎交代。”又一天，大娘拉着我的手边端详边慈爱地问：“这闺女咋这样俊啊？”“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她语气肯定地说。
但事与愿违。文化部宝坻干校校部为了鼓动士气，还是决定召开一次、由各连队联合批斗的现场会，就在牛蹄河村。活靶子便是我！
运动以来，在北京我几次在众人面前亮相，代表“红旗战斗队”发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作为反面教材，站在数百人面前挨批斗。那天我正闹例假，痛经厉害，我强打精神起来梳妆打扮，对着镜子往长辫梢上缠了一根很长的红玻璃丝，这还是我托单位的老白去沙城捎来的呢。
其结果，我让参加大会的人因为看美女发呆，忘了来干什么。
批斗会开得很长，篇篇发言稿里，我真的成了一个企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十恶不赦的女鬼。末了，主持人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摇摇头，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山西农民系在头上的白毛巾。

婉儿

早就听说漫画家丁聪，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却是在牛蹄河村外的窑场工地上。
关于丁老的经历，我只能依靠书籍和电视来了解。在他的画集的自述里，他初试画笔，是从看京戏开始。身为多子女家庭的丁家长子，丁聪上中学时就开始画漫画投稿，中国第一块“漫画会”的招牌，便是挂在上海石库门他家房子的门口。1936年，经黄苗子介绍，丁聪进了上海良友杂志社，那年他才十九岁。和当时激进的文化人一样，他活跃于左翼文艺运动里，他在其中成长，结识各界名流，并显露名气才华。1939年，由宋庆龄操办的香港抗日画展上，丁聪的水墨画《逃亡》，作为中国同盟的宣传品广为散发。他曾为鲁迅和老舍的作品配插图，成了用形象诠释这些现代文学名着，一枝最有力的画笔。他也和许多中国进步文化人，包括我的舅舅、我的双亲一样，对新中国寄予了满腔热情。解放后，他做了很多促进文艺发展的工作。命运逆转是在50年代末期，他一向和画风一样的爽直性格，让他吃尽了苦头。
1958年，北上的列车，把丁聪、苗子、吴祖光、聂绀弩等人带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那时沈峻阿姨还刚刚分娩。而我那时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孩。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丁老的画集里，没有编入70年代初他在宝坻干校的画。按他的“不让画偷着画”的个性，它不该是一段空白。我有幸在“文革”中，目睹到丁老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不能不是一种缘分。当时我单位暂归属文化部，各单位一律以连队编排，住在牛蹄河村的，还有摄影学会连队。校部为了便于集中管理，计划要在牛蹄河村外盖校部和营房，所以学员们除了干农活之外，还要常到这里运土拉砖烧窑。平日分散住在各村的人，便有了见面的机会。我在村头校医室见过穿着西式背带裤的吴祖光。在窑场工地，邂逅了丁聪。那一阵，我不知中了什么邪，非要赤脚干活，说是为有意锻炼自己。一天跑下来，脚板发烧，也结不了像农民那样的老茧，结果还感染了。
许多年后，北京文化老人们恢复经常聚会，我偶尔参加。几次丁聪伯伯一见到我，就笑呵呵提起当年我打赤脚的事。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反抗精神。那天我正装土，听到不远处传来恶声恶气的训斥声，被训斥的正是丁聪。显然那家伙在挑刺儿，可丁聪一点不服软。他表情倔强，顶了句什么，然后把铁锹往地上一撂，不干了！我心里直肝儿颤，从没见过被管制的人敢于如此顶撞，我可没有他勇敢，按那个年月的话讲，牛鬼蛇神岂不翻天了？
第二年春节前，文化部其他连队转到团泊洼继续劳动改造，丁聪自然也跟着去了。而我单位的归属问题有了结果，我们重返农业部。全体北上，去了一个陌生的果园——砬子山。
至于那些营房，最终也没盖成。大家花了多少力气和血汗，又白搭了。
丁老一生遭遇过种种苦难，全凭乐观和倔强精神熬过来。曾在宝坻窑场上发生的一幕，只算是他的一段小插曲。

婉儿

还是在黑土洼，我曾和我的老同学，也是革委会成员的马萃祥一起，挨门挨户请求过老乡：
“能让夫妻到一块儿睡一宿吗？”他操着浓重的盖平口音小心问道。
但是他们拒绝了。
即将搬迁东北的前一天，一向同样忌讳外人在自己炕上行男女房事的牛蹄河老乡们，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总算发了一回慈悲，让我们的双职工及来探亲的家属和他（她）的亲人团圆了一回，就一宿！
三四十天后，在砬子山女营房的门外，几个女同胞因妊娠反应呕吐不止。

婉儿

经过了天津站转车，我们很快踏上了辽宁平原。兴城位于锦西以南，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果树研究所设在城东。这一带地貌水土适宜果树生长，在城外五十里的砬子山下建立了大片果园。
1971年1月的一天，砬子山果树工人迎来第二批北京来的下放干部，统称“五七”战士。
山前已盖好四排像军营的平房，前三排男学员住，最后一排女学员住，也最靠山脚下。出了门向后走可以上山，向左拐是坡，一直通到果园。要是去井台，得往右行，下坡，有台阶，再左拐，走这一趟真不近。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们只能用肩挑。你想想腊月天的东北，又是山地，会有多冷！
小时候在南方就听人形容过，东北冷得能把人手上的皮粘掉的。真到了这种地方，你站在井台上摇辘轳，首先要小心别被冻成冰块的台面滑倒。假如你敢光着手试摸一下那木把儿或井绳的话，千万别疼得吱哇乱叫。
可是我们作女人的总得要洗洗涮涮啊！
我们开始轮流值日挑水，两人一组，轮一圈，再循环。水挑回来，倒满水缸。赶上大伙都要洗澡那天，水直接倒进灶台大锅里，留下的人负责添柴烧火。一趟才两桶水，哪够一屋人用的，所以往往要挑上好几趟。遇上风雪天，扁担下垂着两只五六十斤重的水桶，晃晃悠悠的，这滋味够受的！
至于洗澡的地儿，每人只能在炕上自己的铺位上摆只脸盆搽着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我这个审查对象和大家的区别才与运动无关。
剩下的只有苗条还是臃肿。
夏天好过点，我们可以干脆在屋外洗澡，倒痛快得多。反正身后是静穆的山，没人看得见。
若是当初能拍下几张照片就好了，不会亚于安格尔的油画《浴女》或普拉斯托夫笔下的《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