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捉奸”风波平息后，我终于获准搬出集体营房，和丈夫团圆了一回。不是我去，我是不能挪地的，是让他过来，由组织通知他所在的部队。分给我们的是一间有单炕的小屋，平日堆放农具杂物，和女营房近在咫尺。它的外墙上有用白漆刷的毛主席语录，倒像是我们这个临时小家的护身符。
我和丈夫有四个年头没在一起了。尽管65军学生连部批他的探亲假，只有一个星期，对于我们这对牛郎织女，已经很满足了。四年来，我寄出的信统统要被检查，母亲、丈夫寄来的东西，他们要先睹为快。一个生日前夕，母亲寄来一件开司米的洋红色毛衣，她在信中写道：“我想想你才二十六岁，还可以穿红的。”丈夫在一封来信里故意写了满篇的俄文，让专案组着实抓了瞎。找来干校里的俄文翻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全文。
这次探亲，他扛了一麻袋的食物来，里面装了剥了皮、开了膛的母鸡，还有剁好的牛肉。为接他，我前一天到兴城果树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了火车站。四个年头不见面，我都认生了，变得很拘束。他从出口处走出来，第一句话便是：“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从兴城到砬子山要翻几座山坡，一望无垠见不到人，半道上他要亲我，我已不习惯，直躲，怕人看见。
第二天，我照样要出工，他留在小屋里给我炖鸡。这天一行人去东果园打药，手扶拖拉机开过来，经过“小家”门口时，我远远看见他正站在门边看着我。已是四月天，我还头戴着皮帽，站在车箱边。只见傅回屋拿了相机，给我抓拍了一张。这架相机是他从工资里，一点点抠出来的。我每个月再给他寄15元，攒够了250元，买下了这台由张家口的援蒙工人带回的德国相机。
一星期里，我早出晚归，让丈夫从早到晚干等着。
到了晚上，我们才能真正团圆。
有日子的时间最显过得快。他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刚躺下想亲热最后一次，突然外面有脚步声走近，来的人对着窗子大声吆喝着：“傅到校部去一趟，指导员有事找你！”
丈夫只好乖乖从热被窝里钻出来，匆匆赶去。大约半小时后他回来说，领导要他珍惜这次组织的照顾关怀，要他回去好好参加运动，帮助赵蘅交代问题，不要以为探亲了就没事了，等等。
真是奏效，他带回的一股寒气，顿时让我们这对患难夫妻，连一番惜别的心气儿全无。

婉儿

我第一次小产后，因没有条件好好调养就下了乡，落下了妇科病根。带下去的几针胎盘组织液，请黑土洼村的赤脚医生早打完了。到了砬子山，每日的劳动强度使我的病越来越重。我忍不住向专案组哎哟，说自己天天腰疼无法睡觉翻身，总之要求他们讲人道，批准我去城里看病。
他们真批了。我第一次只身外出搭火车，我的目的地是锦西。锦西比兴城高一级，心想医疗条件会好些。下车后我去附近找小旅馆，在多人混睡的大炕上过夜。第二天，妇科一男大夫听我述完病情后，给我做了内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只花七毛。
“我怎么了，得的是什么病？”我疑惑地小心地探问。
“你先天生理有缺陷。服完我这方子，也许还能怀孕。”他淡淡地回答。
我没告诉他我的丈夫根本不在身边，更没对他说自己是个审查对象。要不然他说不定会对我宣判死刑了！
锦西一趟，什么也没去看，只匆匆见过矗立在车站广场上的苏军解放东北纪念塔。
不料，没过多久，干校里也去看病的人回来说，那大夫得病死了。

婉儿

林彪事件之后，干校的管理明显松动了。取消了一向对我的通信来往的检查，还让我去听揭露林彪集团罪行始末的报告，以及令人膛目结舌的以消灭毛主席为目的的代号“B-52”行动的计划内幕。
几个胆大的学员开始拿出自己的专业书来读，头儿睁一眼闭一眼。后来不知是哪位高明人士提出办个业余英语班，理由是解放全人类也需要外语嘛，校部竟然准了。但英语班教材内容要严格把关。教员现成的，农科院里不乏早年从英美留学归来的研究员，报名踊跃，很快就开班了。
一天我好奇地走进已变作临时教室的营房，老师正领着学生们用英文大声念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婉儿

她听说我要给她画像，高兴极了。她说小赵啊，你等等，然后跑到屋里对着镜子描起眉毛。我很惊讶她哪来的眉笔，怎敢带到干校里来。开始画了，她又说：小赵啊，你画年轻一点儿啊！
她那年的岁数大约和我现在差不多。我现在还时不时穿红戴绿，她从来是一身黑。我刚分到单位，就听人讲这老太婆还穿裙子，她的婆家在解放前地位显赫。穿黑裙子的老太婆就是谈。老谈的个子瘦小，在牛蹄河村打水草那天，我看见她拄着黍秸秆儿，吃力地在没腰的泥水中歪歪倒倒地往前挪步，那样子可怜极了。据说运动初期从她家抄来的东西，那些标志扫四旧的光荣成果，后来都堆在单位的仓库里，丢的丢，烂的烂，偷的偷，喂了耗子，没剩几样了。
但人家老谈至今活得还很硬朗。

婉儿

李平是本单位职工李淑兰的长女，来干校探望母亲那年，她十六岁，正在北京上中学。现在她的孩子也十六七了。
文革初期，我和她的一家都住在单位办公大楼里。我第一次流产刚出院，她和她的妹妹小光天天搀我上厕所。
李平是个孝女，退休人员开会时常看见她陪她母亲来。

婉儿

至今叫不出这位男士和他的儿子的名字。他不和我一个单位，是农科院的人。 这样的衣着你怎能辨认出他是研究员，还是老农？反正有这么一天，在辽宁省兴城温泉干校的院子里，我看到这父子俩，一个推头，一个被推头，阳光照耀下非常生动，于是我情不自禁地画下来了。
说不准他当时的年龄。外相的苍老让我不敢说他是否活到小儿娶妻生子？

婉儿

掐指算算，刘莹今年该三十多岁了。
尽管当时我已是挺着大肚子的样儿，仍痴迷不忘"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天我逮住了这个小模特——咕嘟嘟正喝奶的婴儿。
她不可能有觉察，她是那么小那么专心！她的双亲都是我的同事，他们的恋爱、结婚，连斗气我都了解。她的父亲就是文革初期，和我一起蹬三轮车去串连的人之一。他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美术系，下干校后，我曾用他带下乡的油画颜料画了一幅高粱地，还是他指点的呢。
1973年底，我也有了一个婴儿。
2001年，刘莹的双亲在退休后旅行全国，首选了重返砬子山果园的事，她肯定知道。

婉儿

这张照片摄于北京百万庄外文局宿舍，我舅舅家的饭厅里。1972年夏天，我终于被允许探亲，也第一次离开困在干校四个年头的地方。我先去南京，再回到北京，在姐姐家住一阵后，又到舅舅家住几天。
在天津转车时，我多么想从张家口过来的丈夫，此刻也能出现在车站上和我同行啊。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他的身影，那时哪有电话可打，最后只好遗憾地在车站的黑板上留言。我到南京的第二天，他才到，问他看见留言没有，他却莫名其妙。那真是一段难忘又快乐的时光，出了梅难得的好天气，我们和双亲，还有小弟，亲密相处，大家一块儿谈天，拍照片，母亲拉着我去鼓楼街上扯布料，在当时一家算得上好的叫红霞的裁缝店里做衣服。我丈夫还在我们住的小屋里，像模像样地铺上毯子衬布，用极简陋的油画纸，给家里的每个成员画了一幅肖像。他在部队里画主席像练出的一手造型功夫，派上了用场。
这一年，我舅舅刚从监狱释放回来，表妹杨炽随后从东北调回了北京，舅母待归。一天，天很热，我和舅舅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穿着白色发旧的老头圆领衫，我望着他的一头像怒发冲冠似的枯干头发，这显然是长期牢狱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我很想画画他，问他行不行，他说随便，没问题。我掏出纸笔，颇为拘谨地勾了一张巴掌大的速写。他看后夸我画得好，"我还挺像谢富治呢！"他幽默地说。
丈夫给我拍照的那天下午光线并不好，压在我心里的阴云和这阴天一样。相片里的少女，她有了第一件母亲送的藕荷色的确凉衬衫，她真的很年轻，这就足够了。
舅母回来后，这饭厅的墙上添了一大幅黄永玉的荷花图。很快，她在英国的姐姐、嫂子，还有她们的子女，从英国来华访问，舅母和家人失散多年，终于团圆。但她的老母亲，在她在押期间已经去了天国。

婉儿

经过长达六年的分离，母亲来北京看望外婆了，"文革"以来，一直分在七处的赵家老少也得以团聚。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家照相馆里拍下了这张照片。两对女儿女婿，第三代刚有一个，他是我姐姐的儿子符雪。听母亲说，姐姐分娩那天，大夫让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另一次拍全家福，小弟对我那天很随意扎了一把马尾辫大惑不解。他在我耳边小声嘀咕道："你看街上有你这样打扮的吗，像个华侨。"
不到几年工夫，全中国的中青年女子，凡留长发的都梳起了马尾辫，包括后来的小保姆。

婉儿

我第一次探亲后又返回干校，留在砬子山的没剩几个人了，所以我没见过单位大部分职工撤离干校返城的场面。不久，校部头儿看我实在身体不好，就批准我回北京治病。在电影学院一个女生的推荐下，我找到了宽街中医院一位很出名的老大夫。她的法子就是上药，直接对准患处，据说治愈率百分之百。当时老太太七十多了，操作时手都有点哆嗦，但我相信她，寄托我所有的希望。
我丈夫陪着我在北京治疗，我那时最担心自己当不了母亲，常常伤感，还哭过几回。可他总安慰我，生不了没什么，还有他呢。
也许我的心诚，治疗三个月后，我终于怀孕了。为预防发生先兆性流产，我去南京小住一阵。但一再拖延的病假毕竟有限，我不得不再返回干校。
不久剩下的少量干校人员迁到兴城果树所。开始我还到果园里干活，肚子渐渐大了，行动越来越吃力，我想换轻一点的工作。可指导员以群众有意见为名，还要我进果园劳动。这回我不干了，为了肚里的孩子，我第一次表示反抗。
毕竟不再是草菅人命的运动初期，指导员后来还是妥协了。我被安排在图书馆里抄卡片。到了孕期八个月，一天我和刘莹妈到校外的农贸集市上买生白薯，其实我只吃了一小根，当晚就发作了急性肠炎，一通上吐下泻。同屋的叫来头儿，我当着他的面吐了整整一脸盆，把他吓坏了，立刻派两人送我上兴城医院挂急诊。他们七手八脚就把我塞进一辆脏兮兮的手推车里，推着我穿过一条条马路。我捂着疼痛难忍、里边又是小孩又是细菌的大肚子，蜷在冰冷的铁板上挨颠儿。经过果园的围墙，偏偏遇上有人翻墙偷果，他们责任心大发，竟把车和我撂下，我被晾在当街上足有半个钟头。等到了医院，我几乎奄奄一息。送我的人去办手续了，我这次被晾在过道上，口渴，极度的口渴，可连叫人的力气都没有。远处有聊天的护士，我摆手示意请她过来给我口水喝。好容易盼她挪动了脚步，她却没好气地甩我一句冷言："这里可没热水啊，只有自来水！"
这一夜，我暂时栖身在观察室里，输液一整夜。第二天头儿拍了电报把我丈夫叫来了，他是怕我万一有什么闪失，担不起这责任。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他，毕竟是他让我们夫妻再次团圆。傅出现在门口时我已住进病房，可以想像我是怎样的惊喜万端。这间病房里有三个病人，其中一个农妇患了胰腺炎，疼得不得了，还惦记家里的四个娃儿、一群猪羊和数不完的活儿。丈夫日夜守着我，我怕他太累，叫他挨着我躺一会儿，他因为这是女病房就是不肯。可人家的家属，早已大摇大摆的，和老婆一个被窝里打呼噜了。
三天后我出院了，来得急也好得快。大病一场居然肚里的孩子没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