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丈夫陪我在果树所宿舍里又住了几天，他表示要好好给我调养调养。这里离海很近，一天他带我去，叫我在海边等着，他自己下海去捞鱼摸蟹。
正好是退潮时分，滩平水浅，他赤着脚站在海水里弯着腰摸啊摸啊。我知道这里正是渤海湾，海湾开阔，海鸥飞翔，礁石屹立。很久没有能像现在这样，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中，呼吸自由空气了。丈夫还在磨蹭什么，眼看他越来越往深处蹚去。我对着海面嚷嚷着：“算啦，别捞了，快回来吧！”他头都不回继续前行，越来越远。
这样过了不知有多久，我盯着丈夫去的方向，眼睛都被太阳刺痛了。海水一点点涨起来，又一点点漫过沙粒、贝壳、石子。我往后挪地儿，一次又一次挪地儿，也撵不上它涌过来的速度。我这才想到，糟了，准是涨潮了，可他还在海那边呢！一会儿工夫，自己刚呆过的地儿全淹没在潮水中了。已经看不清他人在哪儿，我心里直发毛，扯大嗓子喊叫起来：“喂，你在哪儿……”
正在心急火燎 ，突然一个小人儿冒出天水之间。他高高举起一支胳膊，并使劲挥舞着什么，海水已快淹没到他的肩膀，而他显然在和汹涌无情的大海抗争着。
只剩脑袋了！
他拼力向岸边游过来。我分明看到他的脸憋得发紫，但决不松手。现在我才看清他手里捏着什么了，那是一条黄鱼，一只真正的来自渤海湾的、活灵活现的黄鱼！
当晚我喝了他亲手做的黄鱼汤 ，鲜极了。

婉儿

经过批准，丈夫把大病初愈的我带回到了北京。25号平房小屋多年不住人了，推开门，一股呛人的霉臭味扑鼻。
我来不及安顿又得动身，预产期临近，母亲催我到南京分娩。丈夫护送我到北京站，一路上公共汽车拥挤不堪。那是个谁有劲儿谁就可以抢座的时代，他拼命用身子挡着我以免我被撞着挤着，还念念有词嚷道：“小心！这里有孕妇，这里有孕妇啊！”给人感觉好像我这里安了炸弹似的。他这一招挺管用，才让那些“幼儿失学”者不得不收敛些。
我穿一件肥大的旧军装，以遮挡隆起的大肚子。哪像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是怀孕变了形，也有专用的孕妇服，照样时髦漂亮。但我那一脸的有红似白，让一路上的同行旅客赞叹，有经验的还对我打保票说：“你准保生女孩，听我的没错！”
终于可以和双亲呆一段不短的日子了。“文革”中我只回过三次家，第一和第二次间隔了五年整。第一次我还跑到南大和南师，向造反派组织了解他们的表现，本来双亲一向进步清白，没有所谓历史问题，我当然一无所获。回京后活该倒霉引来对立派的大字报，让我交代“南京之行”的阴谋。
自从1972年探亲以来，这是第三次回家。小时候听说抗战八年长得不得了，如今运动也搞了八年，天晓得还有多长？这时父亲已从溧阳农场回来。和全国高校一样，南京大学也尚未恢复招生，徒有教授之名，父亲就自己找事做自得其乐。
现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进入暮年的父亲。其实他不过五十八岁，已有人叫他“老头”，他不高兴。
他从来坐着睡午觉，而且能睡着。于是有了这幅带明暗调子的、我自己喜欢的速写。
母亲说她也是从林彪事件后被放松看管的。1972年，她从句容农场调回来了，长期浸泡在冰冷秧田里的手指关节，都变了形。她曾被造反派打过耳光，现在要分配她翻译联合国文件，时间、地点、某某会议等等，非常的枯燥。她翻译过英国名着《呼啸山庄》，但这次是全国性的政治任务，不容推辞。
画这张详细的素描时，母亲正趴在书桌上工作着。也许并不是，她只是在给落难的朋友写封信。她开始一个一个地寻找打听老朋友的下落，恢复和巴金的通信联系，还有孔罗荪、黄裳、辛笛等等，她十分惦念他们。但是，她再也听不到陈阿姨（萧珊）的笑声了。
预产期早过了。用碎花布拼接的小棉被，用旧毛线织的小毛衣，都预备好了。我的婴儿迟迟不见动静。
这倒让我获得了难得的读书机会，踏踏实实地读了几本名着：全本《红楼梦》和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
十三天后，我顺产生下一个男婴。父亲取名叫“冬”。因为姓傅，在征求舅舅意见时，他开玩笑地取了一堆名儿：什么“副统帅”，还有“副食品”和永远占便宜的“傅青”（与“父亲”谐音）等。直到儿子上小学前，才由我母亲按谐音，改定大名为“鸫”。“鸫”还是画眉鸟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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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29日，我这一辈子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出世了。那天前半夜生的都是女孩，零点以后，从我开始，又都改成生男孩了。
他是个迟到的孩子，我足足等了他半个月。
十二月份的江南，刚下过一场大雪，湿冷湿冷的，可是屋里没有暖气。也许是这胎儿月份太足，也许是我产前有意多走路的缘故，二十八岁的初产妇竟顺产得出奇，夜半还没上产床，小脑袋就自己掉出来啦，吓得当班护士手忙脚乱地对我直叫：“别再使劲儿了！别再使劲儿了！”
这完全超出大夫的预料。所以我没福分，在忍受分娩的痛苦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双亲信了大夫的话，以为我第二天才会生，被打发回家了。凌晨我带着一身血污被抬回到病房，只有母亲的医生老友、蒋冠英阿姨喂了我一碗红糖鸡蛋。而我的丈夫此时还滞留在北京，他刚从宣化调回，不敢早请假。他没有亲眼见到儿子的初生模样，多半也是他这一生唯一的机会。第二天父亲先赶来，当他听说他的第二个外孙又是个男孩时，兴奋地对随后赶来的母亲大叫着：“A boy! A boy!”（儿子！儿子！）
我因为低烧，在医院住了十天。产科同屋的有位未婚先孕的姑娘，她差几天不到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单位就不给她开介绍信。既然不合法，就一定要她堕胎。厂里的女干部天天轮番来做她工作，后来怕她逃走，竟把她的鞋藏了起来。一到晚上，她的男友来看她，每次都是悄悄来悄悄走。我很同情这对恋人。
丈夫来南京看我们母子时，儿子已满一百天了。他滚圆的头，眼裂极大，只是胎里我带给他的营养不良和抑郁心情，造成他严重缺钙，夜夜听到他躁动不安的哭声。
幸好我像我母亲奶水足，让他后天又补养回来。一百天后带他去医院，他已被评为“超标准”儿童。六个月后，我们在北京开始三口人家的生活。丈夫天天上班，早去晚归，我则带孩子喂奶，洗洗涮涮点炉子做饭。我还没有分配工作，准确地说我还属于干校人员。只剩下几个“牛鬼蛇神”级别的人了，属我的年纪最小。
原先是两派的一些好心人，开始为我打抱不平：“她还年轻，再有罪，也该赎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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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我的一首不长不短的悼亡诗作，被抄在单位办公楼前厅的黑板上。大家只知我这个很有闯劲的女孩能写大批判稿，殊不知她也能撰稿写诗。
我把诗稿寄给了在南京的双亲。他们的反应是：“发现你还是能写的，可以写下去。”这一句话，像拨开了我未来生活的迷雾，航灯被点燃了。在周总理逝世两周年之际，我又用民歌体写了一首诗《我为总理刻张像》，很快被父亲修改润色并推荐发表在《江苏文艺》上了。
我开始了下班后又一番天地的劳作：写稿、投稿、退稿，再写，再投，乐此不疲。同时，我画临摹，画水粉，画速写。只要好好完成单位的生产任务，再没人干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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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北京火车站隔一条长安街的东总布胡同里，曾被作家赵树理称为“大酱缸”的46号，“1953年春被'作协'买过来改修为'作协宿舍'。”①1973年我在这46号院内的一排南屋里，第一次见到了严文井伯伯。这一天距离他给我题词的事，已过去了十五年。当年十三岁的小姑娘如今做了母亲，而作家经过批斗、抄家、下干校种种的磨难，也步入了老年。因而我永远不可能亲眼看到母亲所描述的“严文井很帅，穿了一件浅米色风衣”那样的壮年男子特有的神采。
再一次拜访，我带来了自己写的童话处女作，还是让母亲试着递给他，并客气地说：“她是篇习作，请老师提提意见。”这篇以一个勇敢活泼的小乌贼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当时还只是薄薄的几页纸，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里播出，并在资深编辑，也是科普童话作家蔡字征女士的支持下，改编成了广播剧，定名为《小乌贼找亲戚》。它给我带来了第一次文学荣誉。
颁奖之前，我去找严文井伯伯，请他写点评语。那时他的家已搬到红庙北里，有了一套颇让我羡慕的、带客厅书房的大房子。他说，你坐着等等，我去屋里写。约摸十分种光景，他笑眯眯地走出来了，几行普及科学重要性的话，及作者为此做了一件好事的话，用大字帅帅地都写在纸上。他还幽默地对在一旁的康阿姨说：“怎么样，你先批准一下吧？”
热情洋溢的老蔡后来因病去世。她曾来我家看过我，是她预言，我的文学道路不会停留在科普作品上。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评价。
今年是她故去二十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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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24日，我陪母亲来到上海，因为第二天就是巴金的八十寿辰。武康路113号的客厅内，两支一尺高的大红蜡烛已点亮在条案上。王笛伯伯、黄裳叔叔也来了，加上巴金一家，总共十来口人，围着门厅内的一张长饭桌吃长寿面。席间的说笑不时被铁门外的电铃声打断，都是来送花送蛋糕的。
眼前这一切和我在1976年的夏天，借出差之便代表母亲到这儿的情形，反差甚远。
那次见面是在“文革”结束前三个月，二十年后我再看到我叫“李伯伯”的巴金先生，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小林的两个姑妈围着我，问长问短，但是谁也不提陈阿姨。楼上还封着，巴金的书房自己却不能进去，全家人都挤在一层，我明显感到整幢房子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
而眼前是一片祥和。跟我以往的印象一样，寿星李伯伯仍是少言寡语。别人聊天，他爱靠在椅背上，两手搭在扶把上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补充或精辟的议论，当然是一口标准的四川腔。过了一会儿，他起身缓步走到沙发后面的书橱前，打开带玻璃的橱门 ，从一层书的夹缝里掏出一张小纸片，然后转过身对我母亲说：“这是你过去的诗，我最近翻出来了。”母亲见了，大为惊喜。
1979年李伯伯第一次出访法国，动身前夕，我和丈夫曾到他下榻的北京和平宾馆探望。他坐在廊下，正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话题大概是对中国文学新人涌现的看法。我坐在一边静静听着，透过闪闪发光的眼镜片，我看到的是他抑止不住的喜悦。采访结束后，我们请李伯伯到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拍照，事后，我丈夫以此为素材刻了一张黑白木刻肖像，通过小林转送给他，他写下了一个字：“像。”
这天饭后，大家都到客厅里看当天播出的《巴金》传记片。跟着电视画面经历了李伯伯漫长的生活道路，也沉浸在老人家生日夜晚的温馨中。我知道此时此刻李伯伯最怀念的是天堂里的陈阿姨。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告慰她：我们总算熬过来了！
27日，我和母亲来辞行。再三犹豫后，我还是把随身带来的一本深蓝布面的创作杂记本拿了出来。不用我解释，李伯伯立刻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本子。那几年我写作刚刚起步，也有好多话要倾吐，但已饱尝艰辛。两年前李伯伯因不慎跌跤大腿骨折住院期间，正是陈阿姨去世十周年之际，他在他的《病中集》里写下了《再忆萧珊》。我曾托住在上海的好友李婴宁带去问候，我写的信，她给他念了，她告诉我李伯伯听完后说：“搞文学创作开头是很难的。”不久小林给我寄来了新出版的《真话集》。
李伯伯在翻看着我的笔记，我又向他道出苦衷：我是业余写作，时间很少，挺难的。他却马上表示了相反意见：“搞创作并不在乎业余不业余。”然后不带犹豫地提笔在本子上写下了“奋勇前进！”四个挺拔有力的大字。我愣住了，因为我只有在董存瑞舍命冲向敌人碉堡的最后一刻，听见过这样类似的呐喊：“为了新中国，前进！”李伯伯给我题上如此严肃的、几乎是一句口号的字句，我明明是个晚辈，他却称我为同志，连年号、月日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在给我鼓劲打气啊！
1987年5月，我陪母亲又去看他，他又送我《无题集》《真话集》和《探索集》，一共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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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在我随双亲赴绍兴出席鲁迅先生纪念大会上，我认识了萧军先生。他的夫人也是南京四女中的老校友，不过她上学那会儿还是汇文女中。萧军听说我初写儿童文学，为鼓励我，18日这天，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是帅帅地写下了一大段话。大会之后，我们一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到杭州参加鲁迅的铜像揭幕仪式。我们下榻的高级宾馆，窗外是湖水，据说毛主席来杭州，就住在这里。但是我们一行毕竟都是一介书生，面如桃花的服务小姐态度极坏，萧军带头率众离去。我第一次领教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怪不得他这一生会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从此我再没机会见到萧伯伯，直到他去世。他的夫人曾给我来过信，谈她认识萧军的经历，她尚未等到我的复信，也跟着去了。
我曾写下短短的纪念文字寄给萧耘。再见到她，已是新世纪元年，在现代文学馆。我来领奖，她还是蓝印花布系身。她是否知道，我在怀念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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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袁鹰老师，是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姨妈家里。他来看刚抵京不久的我的双亲，他们认识多年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着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第一印象他比我父母年轻得多，所以我一直没称他为“先生”，而是叫“老师”。过了多年，有一次他和我舅舅聊天，说他回了一趟淮安老家，竟能把杨家的曾外祖父的老宅和他的出生地联系起来，我才发现我多么粗心，他们其实差不多是一代人。而且他还是散文家和诗人，早在抗日烽火的年代，就已投笔从戎了。
袁鹰老师平易近人到了典范境界。他那时是担任《人民日报》的文艺部主任，又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却没有丝毫的架子。那天见面，他告诉我，我写的小说要发表了。我一共向《人民日报》投过三篇小说，现在我还保留袁鹰关于这三篇幼稚拙文的回复。哪篇行，哪篇还要修改，充实提高。《生日请帖》顺利发表，《姥姥的书》则毛病太多。老师在信里耐心告诉我问题在哪里，还亲自动手删改。他鼓励我重写一遍，一定会提高。在他的鞭策下，我推翻重来，后来果然写出了比较感动人的东西。为鼓励我，他送了我一本泰国公主诗琳通的诗集。
1987年，在我的童话《小乌贼找亲戚》获奖前，评委会规定必须有两位资深权威写推荐信。我只好向严文井伯伯和袁鹰老师求助。大夏天，我跑到东城打搅两位先生，和严文井一样，他也是欣然同意并当场挥笔，为我写下言简意赅的评论文字。
这些年，我读到他许多散文，他博通古今，文字洗练有韵味，又饱含着当今社会上越来越缺少的热忱。在他去年为我的小书写的书评里，再次让我体会其弥足珍贵。他写与我父亲的交往，写温州梅雨潭的诗魂，充满烂漫情愫。
袁鹰多年一直住在金台西路报社人民日报老宿舍里，房子从没装修过。女儿有残，老伴体衰，朴素简陋却清静非常的小屋里，却产生了一篇篇美文，还有对年轻文学后人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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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着母亲到诗刊社去看邵燕祥的那天，母亲说他还不到五十岁。那天我还见到了路翎，从他那张布满沧桑的脸上，我找不到大家说的他曾是个美男子的痕迹。在邵燕祥那谦和的笑容和身为浙江萧山人却有操着的一口标准的北京口音里，我也无法与50年代遭遇过风雨摧残的年轻名诗人联系起来。虽然自己不过年少他十来岁，但因隔着母亲这辈，我始终以晚辈自居，直到也开始动笔写作。
我以为称他为“老师”更合适。我对他的敬佩不仅是他的作品惊人的多产，更是他深邃的思想。从1985年到1988年四年间，邵老师一共给我写过八封信，大都短短的，最长的不过数百字。那几年我每发表一篇东西，就寄给他请他指教。他的回信因而是对症下药的，这一点，他会像眼睛不能揉沙子，挑出我文章里的所有毛病。他对儿童文学的议论，也是有感而发。
在回复我写的《我又见到了李伯伯》一文里，他写道：“儿童文学也是个寂寞的事业，你能热情地从事，我是很觉难得的，”在回复我的一篇小说《姥姥的书》时，他又写道：“我近来总想，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小说和童话，期待着一个突破。”
这些信曾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可惜我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并没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和突破。最近媒体报道，中国的儿童读物仍非常匮乏，咱们没有自己的《哈里·波特》。我萌生了继续去做邵老师所期待的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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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为申请加入北京作协的事，在母亲的介绍下，我到前三门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拜访了骆宾基先生。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瘦弱的“小老头”，尤其当我听说他在“文革”中受过很多罪，在酷热的八月里，和萧军一起挨过斗。邓拓被折磨死了，我更觉得他的样子像一位典型的幸存者。我虽然没看过他写的《萧红传》，但我知道他是东北资格很老的知名作家。那一天，他看了我当时其实并不多又浮浅的习作，仍然欣然乐意当我的介绍人，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介绍信，而且还说严文井应该也当介绍人。后来我并未如愿，理由是我的单位不属于市级单位不好吸收，为这，骆老还为我遗憾来着。
现在回想往事，我觉得自己当年幸亏没入会。严文井拒绝我，叫我不要操之过急是对的。从这件事看，骆宾基真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头”，而我之后很少去看他，直到听说他故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深怀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