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父亲去德国教书了，我开始学写信。没有和父亲这样长长的分离，也许我不会这么早就会写信，也写不出那样好的信。今天现代家庭里少见这样的情景了，晚上没有电视看，只写信，孩子们都趴在一张大饭桌上写信，都写给一个人。
我说我九岁写的信比现在棒自有道理：字迹工整，叙述条理，心地纯洁。即使是向父亲状告姐姐和弟弟，说他们一个不爱劳动一个太皮，也是诚心诚意的。
难怪二十年后，我在“五七”干校写一封信七页纸，而且是给七个亲人，毫不费力。
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也许我从那时起喜欢上美丽的方块字。每到六一儿童节，我最兴奋的事，不是这天家里一定会为我们姐弟几个“打牙祭”，而是用母亲发到我手里的五毛钱，去新华书店挑选新书。在我的小藏书柜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小山梨儿》《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亲亲爱爱一家人》《普希金童话诗》和《巴格达飞毯》。
1953年，任溶溶翻译出版了苏联女作家阿·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这本儿童诗集曾获得1950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她本人曾在1946年荣获“卫国战争中英勇劳动奖章”。1985年，我托儿童时代杂志社给翻译家转去这本小书，他题了词，满足了我三十二年前的夙愿。

婉儿

1956年，高等教育部终于批准我母亲可以带上我和小弟出国讲学。这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上海小住，看朋友，也置办点行装。母亲又能见到被我们小辈叫做陈阿姨的萧珊（学名陈蕴珍笔名萧珊）了。母亲说她认识陈阿姨，还是通过巴金在信上介绍的。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位开朗的陈阿姨在中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并被校方开除过。后来她上了西南联大，和我母亲成了同学，也成了好友。
在上海的一周里，我们住国际饭店，常常出入巴金家。两家主妇一到一起就聊个没完，谈孩子，谈旧友，谈衣服。印象里，陈阿姨说话时闪烁一双饱满的亮亮的大眼睛，一会儿跟我母亲说普通话，一会儿转身说一口脆脆的上海方言。那时她好像已在上海作协做点事，她曾带我们到那里小坐，喝过茶。那时反右尚未开始，距离“文革”还有十年，在我年幼的心里，那是一段阳光和煦的快乐日子。刚刚认识的小伙伴们都爱在草坪上玩儿，几个女孩，有我姐姐、南南姐姐（靳以之女）、小林和我。那时社会上对大家穿衣的事也还没太多限制，也许是在南京路上，也许是在淮海路上，有陈阿姨在场做参谋，我添了一件双排扣的绿呢子短外衣、一件带拉链掐腰的洋红呢子短大衣、一件胸前有手织图案的短袖白衬衣。那条宝蓝色底、环形小方块图案的腰裙，一年后它变短了，我还是爱穿，一直穿到回国。
临走的一天，我们一家又到巴金家做客。在武康路113号，吃罢了饭，我穿过大客厅走出通向庭院的门去溜达。饭前，两家人在庭院草坪上照了相，准确地说，那张照片是在一出这扇门，下台阶的地方拍的。我父亲摄影，我母亲和陈阿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笑眯眯的巴金站在一旁。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门廊下长长的晾台，那儿摆了几把藤椅，圆桌上散放了一堆图画书让我们小孩随便翻，我挑了一本，面朝草坪便很快入迷地阅读起来。姐姐什么时候入坐在我的右侧，我的对面又来了陈阿姨坐下，我都没觉察。以至于父亲抓拍这张照片时，我的半张脸颊还埋在齐耳的短发里。事后看照片，陈阿姨白衣黑裙，背靠着藤椅，又像在凝神，一副安逸而满足的样子。这也是我对陈阿姨的最后记忆，后来再没机会见到她。她帮我挑选的那些好看衣裙，今天都荡然无存。
正是1956年的那一天，陈阿姨曾对母亲说：“想在草坪上为李先生安装一个可以看书休息的白色吊椅。”我母亲后来总记着这句话。
在1960年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前，曾读过萧珊翻译的俄国小说，普希金的，也有屠格涅夫的。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少女时代。
1972年，陈阿姨历经种种冲击之后，一次被铜头皮带打了，身体越来越坏。当年夏天，她在理想花园的幻灭中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六年后，巴金在《怀念萧珊 》一文中回忆道：“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直到逝世前三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我依稀记得，小棠(小棠，巴金的之子，李小棠的小名儿。)曾从插队的安徽乡下到南京我们家小住了几夜。这时小棠已不再像1956年时那样“有一双跟他妈妈一样明亮的大眼睛”，眼神变得忧郁。

婉儿

1960年的那天早上，我为什么要单独在楼道上走呢，是初来乍到迷路了？偏偏撞上了他。
迎面走来的男生白净清秀，上身穿件果绿色的毛巾短袖衫，下身是制服短裤。三样红色块醒目地跳入我眼帘——红领巾、团徽、少先队大队长的三道杠符号。
按我们南方人的话，这叫：“臭显摆！”
我朝东，他朝西，空空的楼道里只有我们两个，两个附中新生，擦肩而过本是平常的事。
可我心里为什么要一颤呢？
是因那对亮得让我吃惊的眼睛吗？
事隔四十三年去回想一个小极了的细节，还能有多少准确性？然而它刻在脑海深处，早变成了一种胎记。
一个人的胎记能除掉吗？
这个臭显摆的少年很快当上了校团委宣委，在拍摄优秀教师赵友萍上课的电视片里，他作为其中一个学生出镜。我们都分在高一一班，一次班活动到北海公园，天黑下来，我发现河岸上有两颗闪烁的星星直冲我来，影影绰绰的，来自同学堆儿里的他。
我又一颤。
一天，听几个同学议论，班上来个男生，是被人收养的烈士遗孤。是他吗？
偶尔同桌过一次，是到物理教室上课，他来晚没找到位子，一屁股坐到我身边。他好像并没正眼看我，漫不经心的。课间我帮老师擦黑板，再上课，王应芳老师表扬了我。
在我有资格翻开团日记的一天到来时，我看到了他写的那篇感想，短短数十字里，有五六处提到我的名字。他惭愧自己不如一个新团员，要向我学习。
之前他以团干部身份，当过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上交过两次高班男生偷偷递来的约会字条（也许人家是第一次）给他，他却总是这么肯定地说：“你对组织很信任，你做得很对！”
每天我们都在四楼上业务课，两个业务教室面对面。上课时，能听见铅笔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声响。一到课间，同学们走来串去，交谈取经的，起哄逗乐的，也有不舍离开画架的，我便是其中一个。渐渐的，我身边多了一份关怀。
直到暑假的一天，我在南京收到了他寄自济南的第一封信，熟悉的笔迹，信封上画了红蓝白三道杠，我一眼认出，那是我入学时穿的蓝布裙上的装饰边。刹那间，我的脸红了。
我们说好坐同一趟车返校，在济南站见。火车到济南站天已擦黑，他和妹妹小莉等在月台上。他上车来了。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她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他的眼睛正亮得好像燃烧的火……
不久我和他同被选为优秀团员，是本班里仅有的两名。光荣榜橱窗里张贴的不是照片，而是团支部指派的、由班上的业务尖子胡永凯画的素描肖像，我们俩一人一幅。
一天又近黄昏，西窗外的美术馆再次坠入晚霞，他和我约在四楼的西头见面。楼道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我俩站在窗下，我现在完全忘了，我手里拿的一张纸上写了什么。他带了德国蔡斯镜头的相机对着我，我很害羞，可是他拍了。要是依我，记录那段时光的一点影子，也不会留下。可惜长辫子已剪掉，我真有点像边区女干部了。
一个冬天的周末，那还是在剪辫子之前。我刚洗了澡，垂着湿淋淋的长发，就和他走到了故宫。故宫离附中不远，平时我校学生单凭学生证，可以免费参观。这一带是北京现在变化最小的地方，从学校出来往西走，过了沙滩，迎面便是角楼高高的西围墙。那晚，我们在大门西侧亭子里的条凳上坐下。这一刻我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我闭上眼就看不到他凑近的动作，只听见他轻轻地自语道：“原来你睡觉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接受了他的,也是我一生的初吻。
寒夜已过零点，他一直步行送我回到东养马营13号。
第二天我给姨妈写了一份检讨，为回来迟打搅了外婆休息的事，但我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三十六年后，一个大雪天，我找到那条长凳，并拍了照。

婉儿

做下面这件事时，我们之间尚没越过纯洁的同学关系。一天，下完晚自习他又约我去四楼。看来他是有准备的。他带来他的父亲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匕首，说现在加勒比海危机，美帝侵略古巴，我们作为团员该做点什么。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是只会点头、摇头，在我心里他的主张总是对的。这会儿，他率先做出榜样，先往自己的左手背上划一血口。我随即，也是长这么大第一回勇敢地拿起了匕首。正值隆冬，我的冻疮手本来肿得像馒头，这一刀拉下去，我还再磨两下，以示决心。当时并不觉得有多疼。他用准备好的毛笔先蘸他的血，再蘸我的血，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尊敬的卡斯特罗总统：
坚决支持你们的反帝反美斗争！
假如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同样流血牺牲！
中国共青团员傅靖生 赵蘅
于1962年12月中国北京
这封浸着我们共同鲜血的信，第二天由他寄往古巴驻华大使馆。而我的伤口在悄悄潜回宿舍后，当夜就开始发作剧痛。我垂着手臂，一夜未合眼。校医给我包扎时吃惊地说：“太危险了，差点割到动脉！”而且因为我有冻疮，已经感染了。团委书记得知消息后则表示：“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
四十多天后，我的原本细白的左手背上，多了一个月牙儿疤痕。他收缩倒好，只留下一条缝。从此，大家都风传我们是搞海誓山盟。那真是冤枉了！
据了解，其实那一阵子为古巴写血书的不只我们俩。不过人家是咬破指尖，表示一下而已。我妈听说后生气又担心。我姐姐说了一句：“小妹真笨！”
多年后，有位附中老师说，他在四楼看见过我们，吓一跳，远远的，像一对剪影。
附中搬家前，我一人去那里拍照片，又爬上四楼，企图找回昔日的痕迹。宽敞明亮，带拱型隔窗的楼道尚在，我得到的只有幻觉。
而在那些年里，我所做的“愚”事，远远不止这些。我渴望锻炼成一名“革命者”的念头，已经一发不可收了。
我外出画写生的军绿布画夹，要粘上一只布剪的红五星。
我的床单要用带“八一”军徽的，虽然我并不是军人子弟。傅就把他的养父所在军校发的床单给我铺上，以满足我的近乎狂热的心态。
我还亲自撰稿纪念巴黎公社起义92周年的特刊前言，模仿《人民日报》社论也用“修正主义老爷”一词，俨然一副新华社小发言人的口气。在班上我和其他激进的同学一起掀起一边倒的革命风，那些专心画画的同学被我们看作是落后生，我们分工找他们谈话，占了自己很多学习时间。即使在假期里，我仍在惦记我的被联系人，给他们写信，信还挺长。我在家里更像个小政委，催小弟入队，嫌姐姐爱打扮。我才十七岁，我以为我是谁？有一次，我又在伏案忙“革命”工作，听父亲母亲在一边小声议论：“这孩子真怪，不声不响地埋头做事。不知像谁？”那时以为是在夸奖我，今天体会他们更多的是忧虑。60年代运动迭起，他们的文艺界老朋友，一个个被整，然后消失。可敬、幽默的肖亦五伯伯被打成了右派。几位经常到陶谷新村客厅谈天说笑的作家：黄天戈、郑造、邹廷、蒋虹丁一起被捕，黄天戈和郑造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21号的家，于是成了“胡风分子的防空洞”。母亲自己，就因为写了几篇讽刺教育问题的儿童小说，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批判。
然而这一切，当时的我根本不能理会。
充满火热气氛的校园生活，正深深地吸引着我。它就像一个大熔炉，让我天天沉醉在革命幻想的梦中。何况，被包裹在红色外壳里的爱的种子，已经深埋进心里。我和他每天必换日记，一本带红色条，一本带绿色条。交换地点有时在楼道，有时在饭厅，下乡时在村头。在满纸革命词藻的背后，我们难以抑制彼此的思念。可那才是最真实的。
我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女主角之一丽达为榜样，她的干练、对苏维埃的忠诚，还有她对柯察金的热恋方式都让我着迷。毕业前一位男生曾向我表示，可不可以比同学友谊再进一步？也难怪，校方在大会上当众不点名批评早恋现象后，早已把傅调出了我班。谁都以为，我们的一场轰动全校的恋爱结束了。我听完他这番认真的表白，用一种似乎大义凛然的口气，一字一句地回答说：
“我们并没有断。但是假如革命事业需要的话，我们除了生命，同样可以献出爱情。”
那位男生顿时沉默了。

婉儿

附中四年，只有1963年的秋天我是在南京家里度过的。原因是这年夏天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而且起先误诊，还是我母亲有经验，才转到工人医院的传染病科。我只好休学了三个月。
已经十八岁的我，迷恋上了两件事：革命和爱情，而且冠以最纯洁的“革命爱情”。那时热衷学雷锋，从来回家来回都只坐座铺，还常常把位子让给人，宁可自己挤在车厢尾的锅炉旁。我的师兄孙景波曾干脆躺进座位下过夜。我大病初愈回学校 ，还是被母亲和姐姐强迫，才享用了一回卧铺。我和孙景波有次在南京乘三轮车，人不坐上去，偏要和工人一起推车上坡。
在我住院期间，我的自我要求更绝：每晚必须听完“九评”（中央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共九篇）后的《国际歌》才睡觉。即使在男友从济南赶来看我期间，也一天没落。我给病房打扫卫生，给病人端饭打水送报纸，要不是穿了病人服，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小工友。
临别那天，我送他到医院大门。在冬青树旁，我突然哭了。他很纳闷，不懂我其实就是舍不得他走。我第一次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你将来会不会变心？
“我发誓，决不会！”他的回答再干脆不过。十九岁的男孩，可能自己都不懂什么叫变心。他只知道，为我生病落了课担心来着。
返校后，每堂课上他都抄双份笔记，整整抄了三个月。
国庆节很快到了，准时十点，我们一家人，新搬来的一家媳妇和她的小不点儿，都到我家客厅里一起收听天安门大游行的实况广播。
我开始画这张长幅速写。楼上的男孩沈陵兴冲冲刚进来，让我也把他画进去了。 我父亲负责调音量大小，叉着腰用他习惯的姿态。这架收音机购于德国。回国六年过去了，中国经过了大跃进折腾，三年饿肚皮，迎来有可能的复苏，所以大家的兴奋洋溢在脸上。
新邻居两口子均从事人事工作，早就注意上我了。在他们的眼里，在陶谷新村21号院里，我的双亲和沈伯伯一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党的改造对象。小弟小不懂事，大姐是娇小姐，唯有我这个追求进步的少年，可以把立场站到他们那边去。而他们代表工农。
开头他们鼓励我入团，找我单独谈话，送我笔记本。我像是被培养的地下党，要我常汇报动态，而我的任务对象却是我最慈爱的父亲母亲！
幸亏我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后来回家越来越少了，要不然幼稚可笑的我，真有可能沦为他们的“小爬虫”。①
也幸亏我母亲有先见之明，她在“文革”前一年就坚决搬了家，哪怕放弃住了十二年的、自己亲手修整好的花园洋房。据她说，那家邻居已经得寸进尺，借口我家成员减少，占了原属于我家的地盘。
第二年红色浪潮席卷全国。果然，贴大字报首当其中的是这个已当上系书记的男人。我家的罪状之一：我父亲偷了学校的果树。之二：我母亲在家里开舞会，一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婉儿

马上就要毕业了。团支部在附中后院的假山上开会，讨论报志愿的事。校方号召团员们带头报考工艺美院，说中国包装落后，赶不上“金玉其外”的小日本，曾组织全年级同学去参观过。
沉默了很久，仍旧没人发言。不知为什么，大家的劲头都不高，好像各有各的心事。我们这个班一向在全校着名，学《毛选》，演出歌剧《白毛女》，还有几个着名活跃人物。一股走向生活、走向基层、放弃考大学的思潮，成了风气。自从“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老工人来学校讲过话之后，张晓莹等同学热衷于去那儿锻炼，她天天去磨老师要求批准，那时她不会想到，她这一去，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当革命词藻喊多了之后，人还是要吃饭是最实际的。
往下的日子，我都埋头温课准备考工艺美院，直到丁校长突然来找我的一天。刚坐在教室里的我，转眼坐到校长的办公室里了。
他开门见山，很亲切地问道：“赵蘅啊，打算送你去上海学动画，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着实吃了一惊。不是动员大家考工美吗，怎么又变卦了呢？脑子里马上闪现出到我校放映科教片时，那部《花为谁开》让我发困的情景。但是绝对服从党的需要，才是天经地义的，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组织上怎么安排，我服从，没意见。”
校长眯着眼笑了。
当天我和傅在东楼梯口遇着，我正要上，他正要下。他急赤白脸地问我：“听说你要去上海了？”“当然啦！”我回答着，还带点骄傲兮兮的，说完就跑上楼去了。 他留在了北京。在吴印咸院长的鼓励下，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是同学中唯一学这个专业的。
看样子，我们这对轰动全校的恋人真的要分开了！
后来我才了解校方之所以让我去上海学习，是有心帮助我了断这场耽误前程的恋爱。事隔三十年，已和我们两口子亲密无间的老校长，在一次聊天里提起往事，感叹地对我说：“现在看来死板点了！”
假如我当初拒绝这个分配呢？
那是不可能的，那就不是我了。人的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当年仅仅一分钟的服从，让自己付出了三十五年职业不随心的代价！
1938年，穿着麻纱旗袍，在被鲜花簇拥中、拍下中学毕业照的母亲，一定不会想到二十六年后，自己小女儿的中学毕业照会穿着带补丁的衣裳。
都是十九岁，怎么会有天壤之别？

婉儿

动画班就要进入实习阶段了。一天，上海科影人事处来教室里调查，问同学里谁有对象，碰巧我不在场，不知是哪一位，供出了赵蘅的男友在北京的情报。 本来分配原则是哪里人到哪儿去，这下子我这个南方女生马上得到照顾，破例地和十九名北方同学一起分回了北京。
终于结束了天各一方的日子，我的心难以平静。在上海的半年里，我的唯一寄托是那只距离厂大门二十米的邮筒上。隔几天我就会往那个巴掌宽的投递口里投进一封信，信是写给正在北京读书的男友，听那发闷的信落在筒底的声响，我的心仿佛也跟着掉进去了。江南的日子阴冷而潮湿，我没有兴趣去南京路逛逛“霓虹灯下”的街景，连附近的徐家汇都很少去，我不去拜访曾经拜访过的母亲的任何朋友，包括联络那些小时候的玩伴。1956年，那个穿着陈蕴珍阿姨挑选的洋装的女孩早就不存在了,这时的我，肩头缀着补丁，外表更像个十足的“铁姑娘”①。课外的时间都花在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和学雷锋到食堂帮助洗洗涮涮上了。我和北京同来的几个学生，又将政治统帅之风带到这个新的集体里，常常开夜车学《毛选》的事，显然不合群，甚至让那些比我们正常得多的南方生讥为笑柄。但谁也不敢当面提出，有个男生画了张《猫头鹰值夜班》的漫画悄悄地贴在教室黑板上，第二天上课引起哄堂大笑。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活情趣，公映华君武任造型设计的动画片《黄金梦》后，广州来的男生崔志成的绰号“鸡蛋总管”便从此叫开了。
分到动画班的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里，唯有张健平和葛乐业继续热衷绘画创作。他们利用课余周末画油画的事，后来被校方发现了，采取突然袭击，到葛家发现了他们的临摹品——张美院老师留学苏联时带回来的习作。仅仅因为是选取了女模特的露肩胸像，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又在与老大哥绝交的形势里，当然会被看作是严重事件。虽然没有当面批判他们，也造成了精神压力。
1964年冬，已能嗅出运动风暴将至的火药味。从北京传来消息，四清工作队已进驻了中央美院附中。不久他们派人来上海调查，一时间关于半年前、我们毕业班被杨献珍接见的团活动，造成对我们几个当事人的神秘审问。在歌剧《江姐》风靡一时的同时，动画班为新年排练了大合唱《一代一代往下传》，领唱推选了王铁成和刘莹。刘莹肩后垂一对乌黑长辫，面容白皙，庄重地走上舞台的样子如修女般。刘莹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过于认真过于平淡中度过的。临终前，我去看她，浓发因化疗消失了，只剩下一对依然认真的大眼睛：“我也临过莫奈（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她对我说。
回忆60年代在上海学习动画的半年里，心情压抑如同那些死不开晴的灰天一样。张健平说，那会儿一下课，大家都跑出去到院墙根儿下站一会儿，因为有白墙反射是唯一暖和的地方。
而对于我，唯有两地书，才是我灵魂里的阳光！可是在一次团的生活会上，有个团员突然当众质问我：“你和傅什么关系？”我顿时感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都要被剥夺了。
一同来上海的女生张晓豫却对我很理解，寒假回京还帮我递过信。她和我上下铺，天太冷时，我们常挤到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动身回北京的一天终于来临，途经南京，有一小时候车过江的时间，别的同学都进城转转去了，我的家明明就在这座城市，却毫无道理地不下车去看看爸妈，让他们等我到了北京才知我的变更情况。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你每一次离家走的晚上，妈妈都要流眼泪……”
不满二十岁的我，一心独立处事，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回北京的第一件迫不及待的事，便是去见电影学院的男友。张晓豫陪去的，他隔着栏杆老远就看到了我，意外的惊喜，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从此每天清晨，住在学院斜对面、北影演员剧团宿舍的动画班实习生们，都去附近的太平湖畔跑步，这里也是他晨练的地方。这个独自长跑、模样清秀的青年，很快被我们队伍里的人认出来了，有人在小声嘀咕，我装没听见，其实心里暗自为他自豪。谁能知晓，一到周末，这里也是我们俩亲密约会的“伊甸园”。
两年后的8月24日，老舍先生不堪凌辱，在这片幽静怡人的风景地投湖自尽。
又过一年，太平湖被填平。

婉儿

那一年北京还没造三环路，现在的四通桥位置，只有简陋的涂着红白两色的岗亭 。我们好像从没注意过交警，我们外出串连去，心思都用在“造反”上，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我们称自个儿是“官逼民反”。拿我来说，我本是“四清”和“文革”办公室的记录员，运动开始不久，一夜之间，突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有人捏造我攻击伟大领袖畅游长江，食堂的一个当过妓院老鸨的大师傅，也乘势胡说我打饭没付饭票。就这样，我被罢免掉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并赶出了办公室。而我气不过人家骂我是“赵黑”，就立刻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击，声明从此我叫“赵红”。转眼间，我就把由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胡小石先生取的这个美丽的“蘅”字，给扔掉了。
我糊涂的是，并不了解发生这些绝不是什么个人遭遇，这是一场大有来头的疾风暴雨的序幕。从那两年的报纸杂志上，已经可以看出，早有一股存心要找茬儿的批判阴风正席卷中国。先是戏剧，而后电影。我在办公室工作时，就曾派我去电影资料馆借片组织批判，记得有《青春之歌》》《桃花扇》》《早春二月》，后来连《革命家庭》《英雄虎胆》《洪湖赤卫队》等片也统统被污蔑成大毒草。一个上午我都泡在阴凉的库房里选片，从阮玲玉演的无声片、到《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特别是像《武训传》《林则徐》《战火中的青春》等建国以来拍摄的电影，哪一部我没看过？一切都那么耳熟能详，在凉丝丝的片库里，我几乎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倒仿佛是为上电影史课到这里找资料的。抱回的一摞片盒立即在单位食堂组织放映，我都分不清自己是再次受毒害，还是又享受到我喜爱的银幕形象而得到满足。我本来从小就爱看电影，喜欢演林道静的谢芳，曾在演员剧团的排练厅里听过她练声。我也喜欢演侯公子的冯喆，他还出演过《羊城暗哨》，那时不会想到这么优秀这么帅，在现在也足以称作表演艺术家的他会遭遇不测，两年后死得那样悲惨。
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出笼不久，全国展开对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大批判，单位要求所有的职工都发言表态，火药味越来越浓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认认真真去读报，还记笔记，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文章社论，当作是党的声音来膜拜。在我心里，党是不会错的，共青团员责无旁贷地要紧跟嘛。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我和几个受到压制又观点相同的年轻人，乘国庆放假，刷出占了院子里几面墙的大字报。从此，我们“揭竿而起”了！
忘记这天我们去串连，是谁按下的快门，让我和我的“战友”们留下了唯一的“文革”中串连的视觉痕迹。可惜照片里只有三个人，那时战斗队里除了铁杆儿的四五个，同情并参加的也有了二十来个。登三轮车的，是和我一起学动画并分配到单位的师兄马翠祥，后来两派大联合后，他当了革委会委员。坐着的叫刘文涛，也是美术组的，“文革”后调到了北影厂。他们两个都来自东北，当时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七岁。车子是单位锅炉房的，后来的几年一直靠它运大字报和墨汁糨糊桶。它时不时会被对立派抄走，我们又想法弄回来 。
战斗队一开始就定名，取了“红旗”两字。 那会儿都时兴把头儿叫勤务员，我们有三个勤务员。我不是，也当不了， 勤务员得出身好，而我连重要的抄家都不能去。所以我从没见过单位图书管理员谈洁孙女士的那据说富得不得了的家产。那一次是两派的联合行动，为了避免红色造反总部的人挑眼，决定我留在本部守电话。
平时，我才像个真正的头儿。闯劲大，又是女孩，好看的女孩。必要时就要我出面，比如串联，还有大会发言。多年后，大院里还有人记得，当年跳上台一番豪言壮语的一个小姑娘。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讲话时，缀在我帽子上的红五星会一闪一闪 。那是男友用有机玻璃特意为我锉出来的，他用这材料还做过“日出韶山东方红”半导体收音机。这颗星后来被来北京串连的小弟讨走，他一回到家，低下头，得意地对母亲说：“妈，你瞧！”母亲问瞧什么呀？原来它在路上早被别人盗走了。
这天，我和我的战友们赶到北京地质学院，为了参加“东方红”派举行的追悼会。他们的两名革命小将在四川武斗中“英勇”牺牲了，会场上众人情绪激昂，散了好多传单。
自从①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进京。秋后，单位里分来了一批四川来的串连学生，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四岁，都塞进录音棚里打地铺住下。已进入寒天，南方孩子们依旧穿得单薄，我的工资只有37元5角，更多的帮助我没有，唯一的存折里面只有四十元，并且莫名其妙地被战友取走了。我不带犹豫地捐出了母亲寄来的新棉衣。
孩子们背井离乡，只为盼着等待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还有等待那一刻淌下的青春热泪。
这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内北外红旗大批判专栏前。这肯定不是我拍的照片，我不在场。他笑得这样开心，可大字报上被“炮轰”“油炸”的人们正处在水生火热当中。
我仔细辨认大字报上的字儿，什么“卖国投敌的大暴露”，什么“某某的夫人外交”等等。
男友扶的自行车肯定是借的，他当时还没领到工资。我和他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十年后用票券托舅舅的女婿才买到的，天津永久18，28型，我还清楚地记得。
大字报上还有漫画，使我想起自己所学过的美术专业，在那几年也都用在这上了。我画过刘少奇，给谭震林做过纸糊木偶。我的一位极有才气的师姐，画了“群丑图”②，据说这画全世界都有名。
北外学生后来揪斗了陈毅外长。假如他们还在，该向这位早逝的建国元帅请罪。我的男友这一年二十二岁，按学制本该在当年夏天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从此走上梦想的电影摄影师之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把他卷入了，很快他也笑不起来了 。
他再拿起摄影机也是十年以后的事。

婉儿

1965年9月我结束了动画实习，电影局领导为我们开了毕业会，各家厂长们出席了。会上宣布分配方案，其中一家女厂长一散会就打听我，还念错了名字，我才知道了我的去处。很快我和另外四个男生被一辆130卡车载去了，谁能知道这一去便是我们的一辈子！
我和男友的约会地点从此转移至原白石桥路上。那时开往西郊的332路公交车终点站设在西直门城门楼下，出城门往西开，过了动物园很快拐入北向的路。跨过汉白玉石桥，便是当年慈禧太后去颐和园的必经之路。这条历史上有名的白颐路，也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大学生们进城游行请愿的必经之地。一解放在这里栽下的几排杨树已长成参天树行，大学一座挨一座，加上同时代建的绿屋顶的友谊宾馆，更添了这一带的名气。
如今城门楼没了，老树也砍了，走在繁华又现代的样板大街上，我的回忆仍难以磨灭。那两年一周一次的约会，多半是他来看我。墙外树丛，院里小径，我们相偎在暗处，享受少许的幸福时光。那时我们多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哪怕仅仅能容纳两个人的地盘啊！多年后有一次，我又这么来形容真正爱情不在乎有多大地儿时，他嘲笑我有病。
又一次见面，他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顶海军蓝毛料八角帽给我扣在头上，他说你穿军装一定好看。
我这个曾经的小留学生，现在真的要变成“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吗？
“文革”开始后，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社论、大字报、传单、小报，很快造成全国上下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抄家、揪斗变得随随便便，剪头发剪衣服剁皮鞋可以随时随地。一年前我姐姐嫁到了北京，这时她已不敢上街，怕她的时髦衣着被人毁了。我们一个总编去双榆树买包烟，售货员非要他报出身，他因为有华侨关系本来就心虚，回答得结结巴巴。另一个中层干部仅仅出门一趟，回来就变成灰溜溜的赤脚汉了。他拎着一双断头鞋，哭丧着脸告诉大家：那些小子骂我的皮鞋头太尖，像特务。不仅如此，你在马路上骑车，经常会突然被喝斥停下，盘问你带没带红宝书，或是自行车上挂没挂语录牌。
全国的学校停课了，单位不上班了，观点对立的两派形成了，一小撮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
最近才听秦志钰告诉我，在南京的“红八月”里，南师附中的红卫兵，有一天突然闯入她家，就在院子里，一把火烧毁了她父亲珍藏多年的三十几本世界美术全集。又听他的学生庄弘醒回忆说，秦爸爸曾被勒令去新街口画“文革”宣传画，画很大，老先生那年已是近七旬老人了，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鉴于他的身份，还只能画次要部分。
南京大学因发明考批教授在全国出了名，不久召开了批斗大会。一个一个教授权威被揪上台。父亲告诉我，一位平时老实巴交的老教授，坐在台下他的身边，吓得浑身发抖。他一点一点往外挪身子，企图逃脱马上临头的厄运。
然而，我们俩的约会照旧。显然谈情说爱不能不变成了分析局势，紧张、恐惧，又有点兴奋。毕竟长这么大头一次参加政治运动，还是史无前例的。为避人耳目，我们转到白石桥路西的庄稼地里密谈。那是一大片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菜田，我俩常常坐在田埂上眼瞧着远远的学院围墙，由日落的橙色，一点点坠入夜色。天就要亮了。分手的每一次都难舍难分，那是一种揪心的痛楚，何况还包含着说不清的茫然。
谁能相信，白天风风火火被称作小将的人，此刻成了两个无助的孩子。我知道他比我的处境还难。
后来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天他在学院的楼道上无意中发现，他老早递上的入党申请书，被扔在废纸堆里。并且有人对他透露说：“死了这条心吧，像你这样坏的出身，人家永远不会要你！”又一次，一个同派的女生被对立派的人纠缠，他好心去救，却被无端地揍了一顿。那个用皮鞋头踢他脑袋的男生，竟是我们附中的同学！事发后，美术系的原附中女生王秀琴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去，我慌忙赶去，一进学院宿舍门，看到他正躺在床上委屈地哭呢。我原以为王秀琴出身工人家庭，会给她带来平安，写这本书时才得知，她的父亲也在那场浩劫中自杀了。  1967年1月，男友随学院本派战斗团去上海串连，参加夺市委权的造反行动。他写来的信模仿毛的字体，他抄录叶帅的“舍得一身剐”讲话寄给我，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回京后在一次抓捕高层“走资派”行动前，他被本派头头叫去谈话，说考虑他的出身，让他参加是一次考验。他受宠若惊了。这位行动的组织者在当年首都大学生里赫赫有名，“文革”后他改行从商，当了大老板，却未能长寿。
一天我去学院，发现男友正在给我母亲写一张大字报。所谓的黑线关系，其实很空泛又张冠李戴。但我还是默认了。我在要妈还是要"革命"的节骨眼上，背叛了养育自己的母亲。
落款时他把名字改了，叫“泽红”。后来我也跟着改了，以后写信给他，自称叫“红梅”。
再不久，他又跑到山东去造他的养父的反了，想再次证明他对革命的绝对忠诚。没想到当他回京找我时，却遭到我单位对立派的围攻，说他此行是假造反真保皇。
这下他不干了，公开在办公楼中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我们的厂长。

婉儿

小弟赵苏来北京串连，稀里糊涂地也贴了一张大字报支持他的二姐一派的观点，这下惹出大祸。漫天的大字报不算，当夜我和他还一起遭到了对立派的围斗，地点就在办公楼门前。我俩被迫坐在台阶上，他们的人围了一圈。和大字报上的内容一样，搬出了我们的出身：“其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姐夫是三名三高”等等。这样坏的家庭出身，不老老实实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改造，竟敢乱说乱动，兴风作浪，结论是勒令小弟“48小时滚出北京！”
十六岁的小弟被吓得面色苍白一言不发，而我还斗胆要和他们理论。批到半夜，小弟终于抗不住，凌晨被迫写下悔过书。第二天，我们被押送到我姐夫所在单位，在移交中，我和小弟关在一间小屋里，才有了几分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叫他赶快掏出语录，翻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页，要他和我一起默念数遍，给自己壮胆。
就这样，我们后来到柳巷和大姐匆匆见了一面，就去了北京站。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红潮笼罩下的北京火车站会是怎样的情景！大厅里依然熙熙攘攘，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戴红箍的人掺在人群里，其中一个，突然快步走到一位旅客面前，指着和他坐在一起候车的老太太怒目喝道：“她是谁？”“我母亲。”那男人怯声回答。“ 什么出身？”又一句逼问下，男人只好小声坦白：“是富农，我正送她回乡下老家。”
往下的结局不必说了，老太太被立刻带走，是死是活就看她的运气了。
小弟已面如土色。我反而觉得把他快送走，是件好事了。月台上汽笛响了，小弟无助的眼神渐渐离我远去，让我揪心。果然他回到南京就大病一场，听母亲说，他高烧中还呓语来着：“小妹要死了，小妹一定已经死了……”
小弟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厂里突然挂牌建立了机要档案室，引起我和“红旗”战友的怀疑，一场抢出窝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的造反行动在酝酿中。
1966年12月29日是一个很冷的冬夜，我们一伙人翻墙而进，潜入办公楼里。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我以革命烈士为榜样一点都不怕。和档案室值班者发生冲突是意料之中，在对方的呼救下，一个战友砸碎了门窗玻璃。所抢出的材料里果然有我小弟的检讨书，它已被复制（用复写纸）了七份。我看到了我的档案袋，我还懂点纪律没有打开，错过了亲见一次自己档案的机会。我小心地用我的红线头巾将它包裹起来，所有材料都转移到已被部里本派组织占领的政协礼堂里，我们猫在那里整理了很多天。“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全体家族成员一起到政协礼堂给外婆过生日，那天风寒，我站在轿车门下，为下车的外婆挡风，谁也不知道我此刻的复杂心情。
那是我在“造反有理”的口号蛊惑下，所干的最胆大妄为的一件事，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发十年后，一位当年的主要知情人患了晚期肝癌，我去看他，他的小儿子刚去为父亲逮了癞蛤蟆回来，据说这是管用的偏方。正是这天，他用极为虚弱的声音，对我吐露了当年匆忙建立档案室的真相：“小赵啊，你们太幼稚天真了！我们知道你们要抢，就有意让你们上当犯错误……”
我一时语塞。也许他是被我不计前嫌还去探望他，感动了。也许真的是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老王走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回想他其实是本单位一个很帅的美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