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到达砬子山干校当天，分配住房后，我看见女营房里有人指指点点，在小声议论一个我生疏的面孔：“那女的是农科院的，她爱人在监狱里。”“什么罪？”听的人问。“现行反革命呗，挺有才的，好像是个翻译。”
大概我自己本是“瓮中之鳖”，所以对她的一举一动格外敏感。毕竟不是她有罪，校部和军代表也没对她怎么样 。她总是头戴只白布帽，将两条又细又黄的长辫子掖在里头。她从来一声不吭，一年下去没有两句话 。她的性格慢条斯理的，默默担水、洗衣、叠铺盖，收拾属于自己的苹果筐，生活得平静而有条理。我几乎怀疑她心里还有痛苦吗？
现在还能记得她的铺的位置。有一天我画下了她，她仍一声不吭，偶尔抬眼皮朝纸面上望望，似乎有了一丝笑容，但还是淡淡的。后来有几天她突然不见了，传说是去探亲了，我知道其实她是去北京秦城监狱探监。十天回来后，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照旧埋头打毛衣。
我暗想她该不是去给丈夫量毛衣尺寸的吧？

婉儿

又下了一场大雪，又一次召开了对我的批斗会。由于派来的军代表一边倒，支持单位另一派，我和原“红旗”的人，处境越来越艰难。杨惠民因为不改老脾气，总是顶撞，对他的审讯升级了，他被押去兴城。我在写交代材料的屋里，经常可以听见声嘶力竭的喝斥声，夹着拍桌子声响从对面屋传来。一个本来和我很要好的小青年，因受压不过，最终选择了乱咬人，而且被他咬的不止一人。我被他咬得最惨，他瞎编我把“5·16”队旗缝在被子里，而且还是学江姐。这样荒谬的谎话那军代表居然还信，一次他又拍桌子瞪眼叫道：“你的问题只要写半张纸就够了，你必须竹筒子倒豆子，否则，你休想恢复团籍！”
他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要知道这是我最热爱最在乎的政治生命啊！我什么也不顾了，冲出屋就趴在墙上大哭起来。
今天这场批斗会，是由一个曾是一派的排长来主持。他为赢得军代表信任，说话的调门儿都抬高了。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同事小声嘀咕着：“你怎么不死，要我早去死了。”
刚到砬子山就听说，有个“5·16”分子畏罪自杀在玉米地里。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绝不会走这条路。但是几件事翻来覆去交待，还是一个样，我的“倔”把大家惹怒了。曾有一天我刚睡下，一个女职工把我写的检讨扔到我头上喝斥道：“怎么没有新东西，重写！”我坐起大声反驳着：“再写一百遍也一个样儿！”
批斗会最后，那排长总结说：“赵蘅，你现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和你的丈夫划清界线。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我又一次夺门而出，愤然离去。奇怪的是他们谁也没拦我，任我冲入这漫天大雪的夜幕中。我看不清路在哪儿，所有的路都被雪给埋上了。脚再一踩又立刻陷进雪坑里，一直没到膝盖上，拔都拔不出来。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雪花，反正都是冰凉的，却只有一个顽强的声音在支撑我：
“绝不！”

婉儿

发现厕所才是最自由的地方，是在一次蹲坑时。我头顶天空，脚踩着用破木板条拼起来的台子，和每日每月一样。
这是个三面垒着草坯墙的露天公厕，设在离女营房五十米远的坡上。木板下是三四丈深的大坑，积粪已呈塔状。板上挖几个窟窿，下面就有几座粪塔。果树工视粪塔为宝，在冬季，我们常常要和他们一起起冻粪、运粪、撒粪。邻村的农民更是眼馋，曾发生过一场他们来女厕偷粪，被干校的人当场捉住、当作流氓分子扭送的风波。
这冻粪硬得能让镐头迸出火星。墙犄角乱扔着一堆玉米秸，是女果树工用来代替手纸的。冷，但很清新。混杂的气味闻久了，好像也有点香。天天没完没了灌进你耳朵的训斥声，在此时完全消失了，让你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你可以胡想乱想。也许这就是自由！

婉儿

那年冬天我收到一张包裹单，上写着：皮大衣一件。寄件人是傅。我很惊讶，虽然他下连队后发下了工资，可一个月只有四十几元，他哪来的钱买皮衣？从他随后的信中我才了解，他是托人在宣化县里买了张便宜小羊羔熟皮，在供销社里扯的海军蓝咔叽布，再找村里的裁缝做的，一共才花三十元。可他怎么说清我的尺寸的呢？他说他找了连队里和我差不多个头儿的女生，怪不得我取回试了，发现相当合身。
可他哪里知道，我为取这件大衣遭了多大的罪啊！砬子山没有邮局，包裹非要到兴城县取。我请下这个假不易，而且我必须在上午出工前回来。最早一班公共汽车5点开，车站在邻村，说是邻村，其实距离砬子山有不少里地。我几乎是半夜起身，摸黑上路的。光知道去那个村的方向，并不清楚具体位置。我只管一个劲儿往前赶路，身后屹立的砬子山像只黑色老鹰默默目送我远去，它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消失。
只觉得我已穿过一个完全陌生的村落。没有一丝灯火，房子、树丛，影影绰绰。 突然，一声狗叫打破夜的寂静，吓了我一哆嗦。这一声带出了又一群狗叫声，而且越叫越猛。紧跟着，更令我头皮发麻的事发生了：发出狂吠者一起从黑暗中显现并向我扑来，我只看见从它们的眼睛里发出的光，起码有十几条。情急中我选择了快逃，这就犯了大忌！事后才懂被狗追，你不该逃，你越跑，它越要追。大冬天出了一身大汗，我真是活该！
记不得我跑了多久才把这些狗儿们甩掉，一个一个村子就在心惊肉跳中经过了。所以我至今完全叫不出它们的村名。往下便是搭车，一车的当地老乡，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路把我颠得够呛。包裹顺利取到手，经过了一场惊吓，我如获至宝似的捧回砬子山干校营房。
俗话说祸不单行，此话一点不假。我取回这件皮大衣的当夜，它就遭遇横祸。我身为受审对象，本来就没有挑选铺位的权力，大家一搬进来，我等别人挑剩下没人要的，我才能放上自己的铺盖，结果落到一截烟筒底下的位置。它被灶火焐了一个冬天，都没渗漏什么，偏偏就在我刚刚铺上这件来之不易的新大衣当被盖的第一夜，它准确地滴下了一片油烟：
“滴嗒，滴嗒……”
我被惊醒了。

婉儿

你有在雪花飘飘下看露天电影的经历吗? 而且还是按军事化的班、排、连分坐着，每人自备一个马扎。放映前总要互相拉一阵子歌，以鼓士气。歌儿的内容当然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比如：《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其中有一首百唱不厌的，歌名我忘了，歌中唱道；“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过去二十多年了，诉苦对象转移到地富反坏右和“杀、关、管”及“臭老九”身上，具体到我们干校，便是这些受审查分子了。
能让我和广大群众一起看电影，已经很宽待我了。在砬子山下看了几回电影，场地现成又宽敞。是和果树工及其家属一起看的，兴奋的小孩跑到幕布后面比比划划做鬼脸。放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天，戏里戏外都在下雪，分不清哪是真的雪，哪是银幕里的雪。越看越寒。

婉儿

听说邻村这天晚上要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我想都没想就跟人去了。那村子离砬子山很远，我们爬了几个坡，看完再爬几个坡，半夜才回来。
第二天专案组把我找去，劈头就问：“昨晚干什么去了？”我想坏了，准是看电影的事给泄露了。他接着训话：“你不好好交代问题，竟然不打招呼私自外出，把自己混同一般群众。你的态度很严重！”
“有你这样的吗，写的交待，上面还画小人，小人有刘海儿，是画你自己吧？你瞧瞧，全砬子山有你样打扮的吗？”看来他老账新账要一起算了。
对不起了，我这刘海一直留到今天，今年我五十九岁。

婉儿

像她这样高挑个儿又白净的女人，在还没有模特儿职业的年代也少见。单位够得上美女级别的本不多，她算是一枝花。
1972年9月17日，我在砬子山干校为她认真画了这幅素描肖像，才让我这颗负罪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她很满意，因为画得很像，可她不像一般付出模特劳动之后的人那样，提出要我送给她。这倒使我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可以常常看到纸上美丽的她。
1972年，大多数职工都从干校调回北京，留下的人有了点自由，我可以将练画的事公开了。留下的都是些有问题的审查对象，她原是本单位一名普通工人，从一个依靠对象沦为这种境地，都是因为我！我对她做的事是我一生的污点！
现在耳边还能响起她昵称我的声音：“瞧你，傻大姐样儿！”她的被大双眼皮包着的眼睛瞅着我，满含爱怜。
她一向认为，小她十岁的我一身学生气，社会经验太少。我被审查后，她根本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于是再三忠告我一定别瞎交代，实事求是，要对自己负责。
也许由于她根红苗正，又是女性，从牛蹄河开始，偏偏让她进入我的专案组。有半年时间，两个和我睡在一条炕上的女组员，她是其中一个。我那次生病，她还陪我到村外散步。迁到砬子山后，我虽然住在集体营房，仍处在监控当中。歧视我的人与我少啰嗦，同情我的人害怕引火烧身。唯有她，常常乘没人的空当儿，会偷偷对我叮嘱两句。一但有人出现，她能立马变个脸色，或立刻打个什么岔儿，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她的应变能力，足以胜任解放前白区的地下党工作。
她的偏袒举动最终被人盯上了。那天她被突然叫去，临离开营房外屋当儿，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这眼光令我寒战！
几天后，我的专案组负责人跟我说：“现已经查明，马是打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她披着善良外衣，是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此人很复杂，她是利用你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上当了。现在就看你的立场站在哪边，要拿出行动来揭发她，这是对你的考验，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我真的惊愕万分，一夜之间，人妖颠倒了！明摆着，这番话是授意我反戈一击。信，还是不信？心里七上八下，直到最后期限。
一周后，我一连写了抄了三天。三天来专案组成员从早到晚陪着我，按捺不住即将大获全胜的兴奋。第四天，我的斗大的标题突然出现在食堂一面墙上，标题下，点名点姓的，是一份长篇累牍的大字报，揭发了她毒害拉拢小将的罪行。
我最终选择了出卖。
一向因面容姣好引人注目的女孩让全干校哗然。
一有压迫就有人反水，平生我可耻地干了一回。

婉儿

发现又一处自由地，是在一次看果时。 也许干校真是需要劳力，像我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被派去看果。一天又轮到我去，四周安静极了，除了山，就是果树，唯一的活人便是呆坐在土坡上的我。偶尔有几个小孩来玩，一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摆脱不掉对城里下来的人的好奇心。我忽然悟到自己真蠢，为什么不趁机画点画呢，反正没人看见。于是下次来，有心带出了纸和笔，装在画夹里再掖在棉大衣里。下乡前一切未知，所带下来的几管油画、几张油画纸，还有炭笔和速写纸，三年后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
开头我只敢画些小速写，让当地小孩当模特，他们都乐意。后来胆子大了些，我就在营房外营房里画，只要愿意我画的，巴掌大的纸，淡淡的几笔都让我激动。一次，给一个女同事画完像，人家想要，我偏不给，人家拿去看，我愣是小气地从她手里夺，情绪反常的激动，结果好好的一张画被我扯碎了。
画梨树园那天，遇上老陈路过，他在一旁瞅瞅我的画面，不以为然的，用他的满口天津腔议论：“这样的画，一会儿功夫，还不画出十张八张？”他是我的同行前辈，运动一开始因历史问题就被揪出来了。在北京劳改时脖子上成天搭条脏毛巾，所以我料定他有“贼心”也无贼胆。我也只是偷着画两笔，被抓住可不得了。
果然好景不长，我画画的事还是被人举报了。我被叫到校部训问，我当然矢口否认，他无非批我不安心走“五七”道路，让他上纲好了。扣这顶帽子是当时整人的一根大棒，一次在干校大会上，头头又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发现有人在放羊时看外语书，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识这位挨批的人，“文革”前在北京我住的大院里见过，他是上海人，也姓赵，是60年代北大德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年，每当赵鑫珊的大部头着作又出现在书店里，我都会想起当年在砬子山下，他披着破羊皮、胡子拉茬的倒霉相。世纪之交，我在上海与他重逢，他已是一副名学者作家派头了。一提起砬子山果园，他的话便很多，他约我一起重返那里，他和我一样，更想将自己经历过的都写出来。
那位老陈回城后，已过退休年龄。他再没动过画笔，直到前几年病逝。

婉儿

一下乡，逼得我变得能干起来。我原本是个邋里邋遢又马大哈的女孩，现在和大家住在一条大炕上，你不能不变得干净利落些。我学会了摇辘轳，打井水，挑水，烧火。我还学会了插秧，拔麦子，打场，耪地。牛蹄河盖营房时，我学会了推车，上房砌砖。在砬子山，我还学会了刨粪，摘果，打药和上树捉虫。那时人人都自嘲自己是“三饱一倒”，就是说，一天到晚干活，只要吃饱三顿饭，睡一觉，一切拉倒。如此艰苦日子，我那时能吃三个高粱窝头，人照样红扑扑的。回城后，我的胃口越来越小，只剩下二两的饭量了。
1972年春节，又没让我回家探亲。同屋的一位女职工临走时，还往地上涂口唾沫说：“有人想回家，不交代问题，休想！”我的年夜饭是一碗大米饭，一盘油炸花生米。没吃肉，因为干校食堂里卖的只有猪囊虫肉，当地叫豆猪肉，食堂叫高温肉。

婉儿

现在回想那几天我大概早被人盯梢了。本来嘛，自己是受审对象，怎么能允许去和别人做私人交谈，何况又是秘密“约会”呢？发出邀请的恰是婚前的那个追求者，他和我一样也正被审查着，这本身就埋下了要倒霉的伏笔。
他偷偷塞给我的纸条上，约的时间是在当晚七点。七点前，女营房里少见的“空城计”，又没安排开会，县电影放映队也没下来。我傻里傻气的还觉得难得的清静，正好可以自由自由。时间还早，我脱鞋上炕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翻看从北京带下来的老相册。
有人敲门，我下炕去开，原来是两个同事，一位是为我剪过新娘头的老摄影，另一位是我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近来他的气焰和缓多了。他们问我怎么没出去转，也凑过来看我的老照片。这一切我都没怎么介意，我惦记他们走后我好去赴约。
他们磨蹭一会儿，终于走了。
我赶紧锁上门，往约定的房后坡上奔去。毕竟我们是老同学，运动以来又同命相怜。他比我胆小些，我比他倔强些，所以我的待遇总比他差。我好奇他要找我谈什么，我想从他那里了解运动动向，毕竟他的处境比我松得多。
不能否认，我心里依然留存一丝旧情。
我们就在果园坡地，猫在坑洼处谈话。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一个人身心受到管制的滋味。我们的说话声儿很小，周围明明漆黑一片，还要时不时观察有没有被人发现。他不能不又一次提到我丈夫的名字，和他的坏透了的出身。已经有传言，撤回北京的日子已指日可待，回家，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前途对一个才二十六岁的女孩来说，如同对清水干渴的鱼。我好像又一次被推到了“划清界线”的浪尖上。
刹那间，我对丈夫的爱情忠诚和原本的死拗性格让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小心！”他突然惊叫起来。
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远远的坡那边闪动出一点光亮，接着又一点光亮。这些不明不白的光越来越近，像一条游动的长蛇，越逼越近了。
显然是手电光，显然是奔我们这边来的！
“快跑！”他一边小声催我，一边已翻到了别的坑洼地儿，隐蔽起来。
我照样大方地走着下山，明知是迎着那些来历不明的灯火方向。只是回到营房，先在房后稍许停顿，让心沉一沉再进去。女同胞已回来几个，没人问我干什么去了，本来全国形势在好转，再恶声恶气有什么好处，谁还不给自己留点儿后路？
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去，审问开始了。听话听音儿，我从他们的提问里猜出，他们更想弄清这两个审查对象，究竟搞了什么攻守同盟。如果再加上乱搞男女关系，岂不更有爆炸力？这说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多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就得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
往下由团支部出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末了，全票通过警告处分，报上级批准。这一招，对于当时最在乎档案的我，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此后的一年半载里，我变得更加寡言，动不动默默流泪。我八成得了抑郁症。
鉴于事实不足，那处分最终未见批下来，“捉奸”不了了之。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和这位师兄一直背靠背受审，再没往来。我好奇他是怎样交代我们那次约会的，他一定也受了不少苦。后来听说他被调到外单位去了，比我还晚些时候才回到北京。
当然，后来对我们的传闻之离谱远去了。愤懑不平中，我曾有贴出大字报为自己洗刷污垢的冲动，哪个女人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