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作者：赵蘅

婉儿

比起陶婆婆，我母亲有福得多。她生有三个孩子，又有超凡才能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变成文学财富。总是记得她和父亲怎样照料我们几个姐弟的情景，一会儿这个生病，一会儿那个闯祸。1955年，母亲因误诊，造成胸口感染。她去汉口路的诊所打针，我陪在一旁，眼看那尖尖的针戳进她白白胸脯里，让她痛苦地抽搐一下，我感到真是太残忍了。长大些我远走高飞，从来没机会在母亲生病时为她做些什么，自从父亲过世，母亲病灾也多起来了，几次回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医院。
可我母亲和别人不同，她喜欢住医院，喜欢暖气，喜欢白衣天使。她觉得观察人最有意思，还爱发表议论。她每次住院都会结交许多新朋友，译作《呼啸山庄》几乎让大夫们人手一册。
她甚至把病房当成了会客厅和书房。
护士端药盘进来了,母亲正在写东西。
护士问：“怎么又用功啦?”母亲来不及收起稿纸,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随便写写。”
我知道她的这篇文章是写她和我父亲，过几天就是他们的六十年钻石婚纪念日了，她的篇名是：《命中无钻石》。
2000年8月13日早上，我和姐姐捧花进病房，母亲见状脱口而出：“我知道，今天是我的钻石婚！”说完就把自己的头埋进了被角里，惹得我心里好一阵酸楚。
和我母亲住在同一病区的关院长，是这家医院的前院长。他九十高龄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病，但这并不影响他喜欢兴致勃勃地和人交谈。一天他来看我母亲，我在一边给他画了一张像。送他出门到走廊，他的话匣子还在继续。我才了解他经历过留洋苦读和战争的种种艰难。他是中国医学界可敬的前辈，像他这样的满口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文，又一会儿西班牙语的专家，现在真是凤毛麟角。可是，一个年轻护士走过来，那种瞧他的眼神，八成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歪头跛足又爱“放洋屁”①的老头了。
罗根泽的长女罗倩从东北回来了。我们许多年没见，抗战时期两家人在重庆曾是左邻右舍，罗倩年长我好几岁，那时已念大学。在母亲的病房里，她讲起我们童年的件件往事津津乐道的，而我仍像是一头雾水。罗爸爸是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因忧郁症轻生于五十年代。母亲说假如他活到“文革”，就凭他的懦弱性格，早就被吓死了。
母亲一住院，家的中心立刻转移到医院。弟妹本来就在这家医院里工作，来招呼她很方便。我们姐妹全天都守在病房里，甚至觉得医院的饭更好吃。午饭后，母亲叫我们和她挤挤睡，我让姐姐睡，我画画。
夜猫子小弟老好犯困，轮到他陪床，他照样睡过去，而病人却炯炯有神。
陪母亲输液是听她讲老故事的最好时候。太阳快下山了，瓶里的药水快滴完了，可她的故事还没完。
第一次从医院回家，母亲在她温暖的睡房里继续休养。她被被褥上的花朵簇拥着，窗外寒流阵阵，一点没影响她和远方的朋友在电话里亲切交谈。
返京前，留下一张母亲住了一整月的病房陈设速写做个纪念。21世纪第一个大年三十，一家人也是在这里过的。同房病友被家人接回家去了,我们在两张床之间摆宴席，照样的敬酒祝词。我妈祝我新的一年剪掉一头"愁丝"，开始新的生活。

婉儿

第三位被我叫着妈的是章倩萍妈妈，她是我前夫的生母。她的一生遭遇足够写一部长篇，再拍成电视连续剧,准保超过当年轰动的《渴望》。
章妈妈是典型的国共两党改朝换代中的牺牲品。都说人的出身不能选择，旧中国许多女人的婚姻同样不能自主。因为人长得美,被人看上了，强娶做了小，但她不甘心“嫁鸡随鸡”，特别是看了巴金的书更向往自由天地。她放弃了原可以跟丈夫走的机会，留在新中国,而他的丈夫去了台湾，人间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当初傅博仁领养走她的次子阿镇，虽然改名换姓了，仍答应一定会保持联系的。可是接二连三的运动，人人自身难保，何况，她的头上长期压了一顶外逃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要不是“文革”结束，我丈夫有了一个去浙江的出差机会，顺着童年的印象找到了自己的家，也许他们母子俩永世不得相见。养子背着自己寻母，章妈妈又突然出现，让老傅很没面子。一个孩子，两家老人都惦记，即使他都娶妻生子了，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心头肉。风波一时在我家迭起，章妈妈住了四个月，却常抹眼泪，怎么哄都难以消除爱子是人家的阴影。她伤心地对我说：“陶妈妈肚子没疼，可儿子是她的。我在这儿，是多余的。”那些年我一直和她通信，给她寄东西，到了90年代，联系渐渐越来越稀少。她再来北京的念头，多半也打消了。
好像悲剧远不止这些。章妈妈从二十八岁起守活寡,不再谈婚论嫁。这么善良貌美的女人，应该有人追求，哪怕是帮一帮呢。她的几个儿女，曾通过聊天，企图唤起母亲的一些真实回忆，最终发现是徒劳的。对他们来说，母亲的情感世界永远是一个谜。
章妈妈晚年患了帕金森病，弥留之际，因她的牵连也遭遇过苦难的孩子们都能守着身边,算是她最大安慰。我始终向她隐瞒了我和他爱子分手的事,她一向疼爱我，我不愿伤她老人家的心。2002年6月初，我被她呼唤飞去了四天，这么多年不见，她瘦成了一把骨头。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淌，她哪里能懂，这其中更复杂的原委。但不管怎样，我在她的病榻前，身为曾经的儿媳，尽了最后一份孝心。
一周后，章妈妈谢世于娘家故乡金华。临终前她的儿女编一骗局，哄她已被落实了政策，并且补发了民办教师的工资五千元。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往天上飞去,两只翠鸟衔着载她的云彩。

婉儿

总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再写出六本书的父亲，犯了欲速不达的大忌。那几年里，他的来信总是要掐着手指算日子，甚至祈求老天爷让他多活几年。
可他只完成了其中一本文学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还没等到出版的一天。心脏病最忌累和激动，而这两样，父亲都占了。有人说他是活活写死的。1998年，南大出版社编《新世纪活页文选》，他一口气写了《读济慈的<夜莺颂>》和《读雪莱的<西风颂>》万余文字。年末，钱锺书走了，他写文章悼念钱锺书。年初，萧乾走了，他又写：《我们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
1999年大年夜凌晨，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小弟先是报父亲病危，而后一句话：“爸爸走了。”前后只隔了十分钟。我不能相信，几小时前还和他在电话里聊天，叮嘱我也好好写书的父亲，就这么迅速地被大面积的心肌梗塞病魔带走了！
父亲留下了诸多遗憾：他想重新翻译《红与黑》，他想把他在德国四年的工作，还有当年我们旅居国外的生活写成一本书，为此他向我借了我小时候的日记本。他希望将他翻译完却没能出版的弥尔顿的《欢乐颂》问世，甚至他想编出自选集，提纲草稿都列好了。那些他收集多年的藏书票，用剪刀剪的，用浆糊贴的，它们像一枚枚稀世艺术品，等待有识之士的慧眼去开掘。母亲虽然埋怨他烧掉了许多宝贵信件，但他还是很有心地保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往来书信：沈从文的、萧乾的、冯至的、严文井的等等。自从发明了复印机，父亲算是最热衷于使用它之人。
遗憾的是人的生命有限，着书立说的事永无止境。只能让更多的年轻后辈们去继续吧！
听小弟说父亲在临终前，把家里每个成员的名字都叨叨了一遍。他最后喊道：“旸旸！爷爷再看不到你了！”谁都知道父亲最疼爱他这个宝贝孙子，1991年赵旸去了美国，一走便是八年。
依我看，父亲的最大遗憾，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和我母亲的故事告诉他的子女，从他的角度，一定另有意义。母亲说，父亲是个“幻想家”，是个“书痴”，更是“愿为他的学生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但是，他是个好丈夫吗？
从此我只能接着听母亲的一面之词了。假如打比方，我母亲说的有一篓子，而父亲的话，顶多只有两行。而且也还是“1939年的一次文艺晚会，”“那张圆圆脸，那件碎花旗袍和红毛线衣” 。
1999年7月18日下午三时，阳光灿烂，温州江心屿风平浪静。事先租好的船上，悬挂着蓝底黄字的横幅：“赵瑞蕻教授骨灰撒瓯江”。少许，载着数十位亲友、学校领导及记者的船，船上还有父亲的同班、也是他温州中学唯一的同班同学吴性慧和她的丈夫。这艘船驶入江心，从我开始，小弟随后，外孙傅鸫，孙子赵炀，我的堂哥、堂妹……将父亲的骨灰一把一把投入瓯江，眼见他和着鲜花，伴着水声，或顺流而下或没入江底。顷刻间，我的心一如撕裂成瓣也随父亲飘去了。
愿瓯江上"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①
①父亲赵瑞蕻的诗《我的遗嘱》末句。

婉儿

1999年11月，入冬已十天了。还清楚地记得，这天清晨的阳光明丽得特别。我正欣赏着窗外大院的色彩，电话铃突然响了，姐姐的声音：“舅母在昨天夜里去世了……”一下子，1947年拍的那张全家福照片里,又少了一位。
三周前，舅母戴乃迭因肺部感染住进了阜外医院，大多时她都处于昏迷当中，无论谁去探望，花儿有多鲜艳，她都一点不知道。对她这次能否康复，亲友们不敢太奢望还能有奇迹，因为已持续十年了，舅母多次住院，又多次转危为安。大家忧虑又无奈。舅母不喜欢协和医院,因为护士态度粗暴。转到北医三院,再后来进了阜外医院,就再没有出来。不论舅母搬到哪里,舅舅都会常去看她,舅母最希望天天看到她最爱的舅舅,可她忘了他也八十多了。
我感到病魔正将她的生命光彩一点一点地吞噬，包括她的美丽。这位母亲大家族中唯一的高鼻子长辈，我们敬仰和爱戴的洋舅母，现在真的离开了带给她太多磨难的世界，也许真是一种解脱！
舅母很美，这是公认的，她的一双大大的眼睛似绿似蓝，都说她很像着名明星英格丽·褒曼。在一张一群英国女生合影的老相片里，她是一个高挑个儿短卷发，打着领结，白衫呢裙，超凡貌美的英格兰淑女。为了爱我舅舅，她放弃了“软垫”、“奶酪”和“做工考究的衣着”的安逸生活，不顾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仅有二十一岁就勇敢地做出了一生的选择。我曾细致地描述他们怎样飘洋过海，从加拿大绕道，冒着日本舰艇随时袭击的危险，到中国内地定居的惊险过程。战乱的旧中国，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舅母喜爱翻译，舅舅就放弃自己更有兴趣的研究和她一起工作。他们从解放前一直到晚年，共同译出了数量惊人的中国经典诗文，其中以《离骚》、《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尤为着称。
1954年中国成立外国专家局，舅母有了外国专家身份。她的工资高出一般人几倍，困难时期她就要求减薪。我正在北京上学，常在饭桌上看到她也和大家一样啃窝头。她对自己在“文革”中蒙受的冤狱之灾，宽容地说这是少数坏人干的，并不代表共产党。但是痛失爱子毁坏了她的健康。
1972年之后，我成了常到舅舅家串门的小亲戚。我的表哥表妹陆续调回，亲情和友爱又回到他们的家。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欢声笑语重新洋溢在北京百万庄的居所里，也许是我自己也经过了坎坷，长大了，成熟了，我对舅母的感受和体察变得细心。她喜欢戴一只红色的发箍，和她的白发很相配，她又特别爱穿中国的蓝白图案的蜡染褂子，不知为什么对她这样典型的西方女人会这样合适，好看得像一幅画。那些年她和舅舅常常被四处邀请出访旅行，每回归来总要带回一些小礼物分送给大家。长期的国门禁锢，很久没有机会享受美的事物了，一次，舅母拿出几条英国花绸头巾叫我们几个表姊妹挑，一条好看极了的红调子图案头巾让我爱不释手。在一次家族聚会中，老少辈分桌用餐，席间我去给长辈敬酒，走到舅母跟前，她的蓝眼珠忽然直盯着我，笑眯眯地说：“小采，你是我们最漂亮的姑娘！”顿时弄得已过三十岁的我当场涨红了脸。我早知道舅母喜欢我，我开始学着写些儿童文学，发表多了，舅母得知后非常高兴，一天她问我，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吗？还说：“小采，你应该写有争议的书。”这句至理名言今天回忆起仍旧如雷贯耳。
80年代慕名来拜访舅舅舅母的客人更多了，老的少的都有，好奇地欣赏他们的，也有巴望着自己的书通过舅母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们中有的甚至戏称自己为食客。舅母一律慷慨竭诚地满足了他们，因为她也喜欢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那一台又一台报废了的打字机，足以作证在舅母飞动的手指下，曾经敲出了多少文字！
十年之前舅母过得很安宁，她幽默诙谐，喜欢捧着酒杯。她说中文时仍然夹杂母音，但直率得常令在场的庸人汗颜。单看外表丝毫觉察不出她内心的隐痛，我们谁都不敢当她面提起杨烨，可我又怎能忘记我的表哥那张苍白清秀的面容啊！他的聪慧和忧郁，他的母亲凝视他时的那种怜爱，这些记忆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当有一天我真的走进埋葬他的伦敦郊外的陵园，才发现它们是难以泯没的。而在那场灾难之后，坐在我面前的却是平静含笑的舅母。她每天都要抽时间摆弄屋里屋外的花花草草，舅母偏爱竹子，我丈夫曾到戒台寺为她挖了一棵竹子。她给窗下仅有的小块地细心浇水，认真地把它当作真正的英格兰花园，太阳光洒在她身上，不由得使我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画。
十年中舅母的病时好时坏。但无论她神志清醒与否，一见有人来看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笑容还是那么的美。当她还能准确地重复我的小名儿时，眼睛里总是闪烁出我熟悉的那种非常慈爱的光芒。也有时她会张冠李戴，一回错把我当成她的孙辈，甚至颠倒了性别，又很认真，真令我好一阵酸楚。她住院时我每次去看她,有机会就画她两笔.她不反对,也不在意。我笔下的舅母眼看变老了,我竭力去回忆她年轻时的惊人美丽,但这样做只能让我更加难过。舅舅家搬到友谊宾馆后，舅母总是长时间地凝视窗外，断断续续地说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渐渐地她只说东一句西一句的英文。我猜她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六十年前的一天，一个黑头发细长眼睛的白马王子带她去了遥远的东方……眼看舅母一天天地衰竭下来，我们无能为力。现在我手里只留下几张速写，以未能给舅母画一幅油画肖像而抱憾终生。
我最后一次去看舅母时,她已被平放在抢救厅。浑身上下插着各种管子，紧闭着淡色睫毛,我轻轻靠近，她毫无反应。两天后她去世,我赶到舅舅家，舅舅对单位来的领导说不留骨灰，后事一切从简。火化那天，外文局的一些同事们自发去八宝山为我舅母送行,而我们亲戚谁也没在场。
2003年6月，在徐坚忠的支持下，舅母的未完成自传首次刊登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标题用了她自己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同年，也是舅母去世四周年之后,大家为她凑成了一本并不厚的书,书名是:《我有两个祖国》，我舅舅补写了长文《此情可待成追忆》。八十四岁的母亲做了实际上的主编，在徐坚忠推荐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选了舅母喜欢的中国蓝作封面底色。

婉儿

舅母走后,舅舅杨宪益主动向组织提出搬出友谊宾馆，他一个人在五路居外文局小区住了一年整。鉴于安全考虑,一年后他被小女儿杨炽接去同住,她和丈夫达悟买下了后海西畔胡同里的一家小院，重新翻盖,用他们的财力和智慧赋予了小金丝胡同6号全新的面貌。舅舅有了家人照顾，大家的心踏实了。
开始舅舅只得过一次不大的病，是我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了积水潭医院保健所的电话。我请他们出诊并给他挂水，那一天，我在他身边陪了一天。
又过了一年。我母亲来北京过冬， 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这三个外婆的孩子，现在还能经常见面一起回忆旧事，真是亲密而快乐。
我常陪母亲在表妹忙着上班的白天里，去看舅舅，一周起码一回，即使在闹SARS期间，我们一次也不落。有时候，我们还带朋友们去拜访他，大家都敬仰崇拜舅舅，我母亲十分得意开心。在这间天晴时会溢满阳光的中西合璧的大客厅里，老朋友们共同经历过的荒唐苦难，现在都成了妙趣横生的谈话源泉。
2002年岁末，舅舅又和姨夫的生日凑在一起过，家族三代聚会照例在姨妈家。餐前，表哥表弟从美国打来电话，和他们的双亲说完了，要再和舅舅说两句。舅舅只会听着，连说谢谢。那天，他穿了件新棉袍被大女儿搀来，我们以为他这样的暖和，从此不会再生病。
那天我不禁感叹，回想起杨氏家族老少四辈，数十口人一起共祝太婆长命百岁的日子。 要是舅舅跪在她的膝下磕头的开心场面能再现就好了！
外婆的照片正挂在客厅东墙上。此刻，她的浅浅的笑容正迎着她所有的后代们。我希望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或更多的晚辈们，都会永远被她这样慈爱地望着。
万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舅舅突发腹痛,而且越来越加剧。表妹出去买药却没有姨妈在电话里说的颠茄。她只好打120，很快来了一辆救护车把舅舅带走了。
这一天是2002年1月8日，他刚过完88岁阳历生日。
舅舅本来就像是我们全家族的魂，他这一病，积水潭医院成了老老少少的牵挂中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舅舅住医院，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天天度日如年。已经把第二代第三代的人都动员起来为他值班了，平日忙忙碌碌的中青年亲戚们的碰面都在医院里。其实我知道姨妈和我母亲才是最疼舅舅的人，但她们也都八十多岁，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母亲又偏偏摔了一次，我每次去陪床，她都要写张字条捎给她哥哥，舅舅看后从不留，那样字字句句的惦念牵挂，我舍不得扔，就都给攒下了。舅舅这次在医院里可遭了大罪，治好了胰腺炎后又添了脑血栓。他不喜欢医院康复按摩的那一套，急着出院，不等能下地走路就让女儿接回家了。
本书完稿前，舅舅再次住院，又再次签下“自动出院”四个字，就回家了。2004年9月，他去做了胆结石手术。同年五一节后，我陪着从美国回来的巫宁坤去看他，大病未痊愈的舅舅，依然坐在那张朝南斜放的蓝布沙发上，好脸色如故，让人觉得仿佛他一直这么坐着，从未离开过。巫宁坤也是西南联大《冬青社》的诗人之一，1952年留美归来一心报效祖国，却不料被打成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二十多年。巫伯伯感叹见不到我舅母了，又苦笑当年他比我舅舅舅母关在半步桥监狱的日子还短些。但我没想到，这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能聚到一起，却一时找不到更多的话。

婉儿

一向洋派的母亲来京后，这年的平安夜，在我居所的客厅里耸立起一株缀满灯饰的圣诞树。我邀请几位邻居好友来玩，其实谁都不信上帝，只是陪陪老太太，让她开心。
母亲一来，小弟夫妇赵苏向利华也随后跟来。在我们家里，婆媳关系甚好，她们通起电话来，常常没完没了。
我知道母亲最惦记的，第一是她的哥哥，第二便是她的那些居住在北京的老朋友。
陪母亲探友
曹敦伯伯
陪母亲去拜访她在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也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曹敦教授。他们有多年不见了。一路北行，一路堵车。她每次出行，总喜欢坐在靠门边的位子上，这样下车方便些。她的顾虑还停留在无秩序混乱的六七十年代：没人让座，没人理会你是老太还是孕妇。但是热心的女售票员让老太太坐在前面，并安慰她说，到站会叫她。这样一来，我的视线前方就有了两个人：左边是专心开车的司机，右边是同样专心看街景的老太。
萧乾赠书
想不起为什么在《一本褪色的相册》的扉页上，萧乾伯伯会写上“鸫鸫好友惠存”几个大字。鸫鸫是我的儿子的小名，他应该叫萧乾爷爷的人，把这本近十八万字的回忆录送给了他。也许因为那年是1990年，他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赠书作为鼓励。我是间接的受益者，从此了解了这位大作家的身世由来。
之前，我曾有过一本他翻译的易卜生的五幕三十八场诗剧《培尔·金特》。1983年出版时，平装书价元。
好像萧乾从他七十岁开始一直在写回忆。回忆儿时他那个可怜的妈，回忆织地毯会吸入带膻味儿的毛屑；回忆当书局的练习生有幸结识大作家们，更回忆自己不带地图的旅人生活。
是他说的：“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
我也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知道萧乾这个名字，自然是从母亲那儿听到的。母亲一向和我说起她的朋友们，从不担心她的女儿是否能听懂那些曲折的来龙去脉，久而久之，我倒记熟了她的一堆老友和小友的名字。1995年4月8日，南京新华书店请母亲和文洁若，还有从安徽来的翻译过《复活》的力冈先生，一起为读者签名售书。所谓售书，其实是为书店作宣传，他们所得，只是一顿美味佳肴，我来陪母亲，因而那天也沾光了。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三个已不年轻的翻译家，坐在书店门前的长条桌旁，不停地签啊签啊，萧乾夫人文洁若衣着鲜艳精神抖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带来了刚出版的和萧乾合作完成的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分别前，她送了我一本她写的《我与萧乾》，于是又让我了解了他们夫妇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里的遭遇。我第一次见到的力冈先生，后来听说回安徽不久就病逝了，他曾在反右运动中遭受迫害，不能不算是他早早离开的原因。1992年5月他为《复活》重印写的译序《人性的复活》里写道：“《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想来这是他自己一生最强烈的心声吧。
1997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陪来京探亲的双亲去木樨地拜访萧乾。为见老朋友，他特意从医院请假出来。在临街的旧宅里，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大作家，他脸色发黄发干，像蒙上了一层生命已近边缘的灰尘。但他始终眼里含笑，看他和母亲那样有兴致，假如有时间，有精力，他俩可以一直聊到天明。在四位老人感慨往事亲切交谈的当儿，我东看西看，发现这两间屋的陈设实在简陋得与主人的名望不符。在墙边的同样简陋的小书柜里，我抽出了一本《萧乾散文选》便翻看起来。萧乾见状马上起身走过来问：“喜欢吗？那送你吧。”说着提笔用帅帅的大字，写下了与他虚弱的身体难以相衬的签名。
这本199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接着让我走入萧乾另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里。曾经几次给大公报的投稿，让他后来有机会成了该报的特约记者。更有幸作为二战中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不仅亲历了1940年9月8日开始的伦敦大轰炸，还目击了在纽伦堡对二十三名纳粹党魁的审判。他写的《南德的暮秋》，是一篇震撼人心的通讯，请看他写在第一页上的文字：“所有的牛都为炮火解决了，只有一头黄牛仍顽强地孤零零立在栏内，四腿挺着劲。同行的人说，那牛虽然站着，却已死了。我从来不打赌，那回却不甘心，就冒了踏地雷的危险，走近那铜像般的动物。果然它已经死了，两只钝面挂血丝的眼睛，仍垂视着卧在地上的同伴。我急忙用手帕堵起嘴来跑开了。”
1998年新年之际，我平生第一次给萧伯伯写信，告诉他我多么爱读他的书，我多么希望他健康长寿！
一年半后，这位九十岁高龄的老记者与世长辞。母亲几次向我透露，萧乾要和她好好谈谈“小树叶”。“小树叶”学名王树藏，是萧乾的第一位夫人，也是母亲在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她曾在散文《勇敢些！》里描述过她和王树藏、还有陈蕴珍，在沈从文鼓励下，一起在昆明的雨季和寒冷的冬天走夜路的情景。我看过萧乾在晚年写的忏悔文字，正是对“小树叶”的。“小树叶”死于“文革”中，据母亲讲，那是个很痛苦的结局。
我现在想，如果那天下午的会面，只有我母亲和萧乾两人，也许能完成他的心愿。但是他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真正的诗人
直到杜运燮伯伯去世，母亲才发现她来北京两年了，他们俩统共才见过两次面。而且一次是杜运燮躺在家里的病榻上，另一次是我们冒着大雨到宣武医院探望他的。回想80年代和90年代初，每逢母亲来北京，出行看朋友，都常常有杜运燮陪同前往。他有时是到母亲下榻的我姨妈家来接，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时，他们也会在地铁口见，然后步行到崇文门东大街一幢临街的旧楼。我偶尔也会加入，在贴着“上午恕不会客，请下午三点以后”的朝西的门前稍许等候，伴着：“来了”的轻柔声音，开门的总会是沈夫人张兆和。接着步入朴素洁净的客厅，迎接我们的一定是沈先生那安详的笑容。
我一向认为杜运燮比我的双亲年轻，像个大男孩。也许是他那不变的圆圆脸型和同样不变的天真诚恳的微笑。他们之间太熟了，我从来没有仰视的紧张之感。直到“杜伯伯病了”的消息传来，我还不太相信是真的。为穆旦的事，母亲曾慷慨相助，亲自陪从长沙来京采访的易彬去了一趟羊坊路3号院。那时杜运燮因主编穆旦全集，已累得身心交瘁，但他仍热情地向年轻来访者倾其所知。
下雨那天是4月22日，我问母亲还去不去？她坚决地回答：“去！”“但家里没有伞啊！”“那有什么关系！”她说。
我一向马大哈，家里不多的伞，都被我丢光了。我只好听命冒雨去叫车，母亲却笑我说：“这真是出门没带伞了。”（我的一本书引的题目）车开进楼前电梯口，我用手遮雨扶下台阶的母亲进车，一路上雨越下越大，到了宣武医院门市部，才买到两件一次性的超薄雨披，因为要去的病区在后院，还有一段路。当我们母女俩像天外来客似的，湿漉漉地出现在杜运燮伯伯眼前时，他露出那样的惊喜眼神，让我立刻感到，我们真来对了。这两位相识六十余年的同学好友，开始面对面畅聊，说不尽的旧事，看他们说话如此投入，真是一种享受。为编穆旦书信的事，他动员母亲也选出几封。他说：“为文学史，必要的，你说呢？”那一刻，我只觉得他虽然虚弱但头脑清楚，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其实他离天堂的门槛已迫近了。
母亲远征回来，就病倒了。有关伯伯的病情，只能通过李丽君阿姨了解。7月16日晚七点多，我们正看着新闻联播，母亲忽然心神不定地要拨电话给杜家，但没人接。她又往医院打，是伯伯的儿子接的，她听错了，叫他老杜，对方只说：“我妈回去拿衣服去了。”原来杜运燮起先也在看新闻，却突然感到心衰，护工去给家里打电话，李阿姨赶来，已抢救无效。母亲听罢，顿时备受刺激，不等母亲发话，我决定立即赶去医院代表母亲见一面，我知道这是她的心愿。可我的动作再快，也赶不上医院处理后事的速度啊，病床早空了，我转去找太平间，求看守人打开抽屉，我向已被封在杏黄色套里的诗人三鞠躬，默念道：“杜伯伯，我妈让我来看你了！”伯伯面容平静并无痛苦，多少给人安慰。
我对杜运燮当年在诗人群里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了解，是从姚丹着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里。从南湖诗社，到高原文艺社、群社和冬青社，还有《平明》副刊、《革命军诗刊》《文聚》，包括出墙报诗和街头诗，他始终活跃，是探索现代诗歌那一代人的主要成员之一。当1942年美军飞虎队出现在昆明机场后，他去当翻译。他还参加过远征军，经历过生与死。这位来自马来西亚华侨家庭的爱国青年，第一次不以诗人的方式参加了抗日斗争，却留下了他最好的诗歌。但这段本来很光荣的历史，并没有给他带来坦途，相反“文革”中他的发妻受到株连。
认识了姚丹，她才知道我父亲已去世，本来该给父亲的书成了我的藏书。恰好我正为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幅油画，需要当年西南联大校服的资料，她把杜应燮提供给她的照片转借给了我。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小小的发黄照片里穿着长衫的男生是我对杜应燮伯伯青年时代的唯一印象。为这件事，通电话时，他的身体还好，正准备参加现代文学馆的诗歌研讨年会呢。
1987年，杜运燮和袁可嘉、周与良合编了一本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也是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的第一本书。另一本他编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封面上是入编的二十位师生诗人的名字，如满天星斗。老师辈里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学生辈里，有穆旦、杜运燮及现在统称为“九叶”派的部分诗人，还有罗寄一和我的父亲赵瑞蕻。
2003年7月19日傍晚，又掉雨点，母亲坐在花卉公司的面包车里，我骑车在前面带路。那车里，有我们母女精心挑选的花篮和花束，那把由透明栗色纸包裹着百合花，是替江瑞熙送的。第二天，我们再次去宣武医院，前来悼念的人们已涌在太平间周围。我陪母亲进去，遗像上的红衫诗人依然敦厚而谦和。她哀哭得厉害，走出去了，又要回去再看一眼，邵燕祥说，她这个年纪不该来的。
20日，我写下诗稿《落叶不在秋天》。重读亡人诗作，沉浸在落生于昆明、印度、新加坡的《雾》《雷》《山》《闪电》和《月》的诗境中不能自拔。
那一阵母亲在电话里对不止一个朋友说：“老杜是个真正的诗人！”
报房胡同99号

婉儿

认识江瑞熙叔叔很多年后，才知道他就是当年活跃在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之一罗寄一。不过他既不是中文系的，也不是外文系的，他毕业于经济系。在昆明时，母亲和他并不熟，抗战胜利到南京后，他有了金陵女大毕业的夫人雷君嫦阿姨，又有共同的朋友穆旦，两家人来往多起来。
在1997年出版的译着《罗丹传》的译者里，除了我母亲和我父亲的两个研究生王玲珍、韩曦之外，还有江瑞熙和雷君嫦的心血，这也是他们夫妇最后的合作。罗寄一的诗风以哲理见长，曾在《革命军诗刊》上大量发表作品。其中诗三首被闻一多编入《闻一多全集·现代诗抄》里。解放后，江瑞熙进入新华社，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他的诗名广大读者越来越生疏，直到70年代，他才重新执笔，但数量不大。
大约从80年代起，每逢母亲来京探亲，有一个地方她是必去的，这就是报房胡同99号。母亲爱说“见一次，少一次”，每次来都这么说。这条胡同毗邻赫赫有名的人艺的首都剧场，背静的大院里住的全是历任的大使，最靠院顶里的4单元442室便是江瑞熙和雷君嫦的家。夫妇俩也有两女一儿，他们也叫我“小妹”。一块聚的往往还有杜应燮夫妇。90年代以来，即使母亲不在北京，我照旧常去那里坐坐，和他们一起吃饭，陪雷阿姨聊天，还邀请他们出席我参加的画展。在他们的金婚之际，我送了他们一幅梵高画《麦田》的仿真品。这条比邻首都剧院的胡同，让我越走越熟，直到雷阿姨去世。他在八宝山小告别室里哀哭，我掺扶着他，眼看着遗体被送走。
江瑞熙叔叔过了两年孤独的生活，依然不改愤世嫉俗的脾气，但学会了电脑，还有一个延安来的善良聪明的小保姆小雪照顾左右。我继续有时间顺路去看他，眼看他越来越瘦。谁也想不到一个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他被诊断出患了骨癌！要不是我母亲又来京了，六位当年西南联大的学子、现在都已八十高龄的老人，很难一起结伴爬四层楼去看望重病的江瑞熙。
江瑞熙箍着颈套，大家陪他坐着，说些宽慰的话。而我不免浮想联翩，那些留在春城的青春画卷，此刻正在这些皱纹后面一点点展开。
之后的一年，是江瑞熙与病魔抗争的痛苦记录。住院，出院，反反复复。2003年9月29日，江瑞熙终于解脱，去找天上的雷阿姨团聚了。
临终前，我陪从美国回来的穆旦长子查英传去和他话别。英传建议他用活动便器，我许诺给他送大靠垫，但我们谁都没兑现。这位善于写“痛苦”、“紧张”、“压迫”、“分裂”的诗人，为一生的挚友穆旦写下文章《诗情常在，余韵绵绵》，也成为我对他的“永久的纪念”。

婉儿

2002年5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孔罗荪先生①的纪念大会。舒乙主持，我母亲被邀请出席并且发了言。“文革”结束后，她和父亲每次来北京，我都要陪着去看望这位文艺界老领导老朋友。起先几次宾主是面对面坐在沙发上说说笑笑，到后来变成我们站着，静静等着孔伯伯被一辆轮椅推出来。他不说话，只有两只噙着泪的大眼睛告诉你一切。
母亲不发言则已，一发就是长篇坦言，语惊四座。她痛斥“文革”灾难，她向大家描述的是孔罗荪的过去时：“我始终记得他穿了一件米色风衣，很帅……”这和会场中央悬挂的大幅肖像照片完全吻合。
在纪念会上我见到了四十年没见的南南姐姐。她是已故作家靳以的长女章洁思，这次陪母亲来京，靳家和孔家本是亲家，两家人都出席了会议。南南在发言中深情地怀念罗叔叔：
阳光是我
吹拂的风儿是我
我并没有离去。
她就坐在我身边，我画下了这一瞬间。
前文艺报主编陈丹晨发言时，我画下了大会的全景。我只见过今天的陈，可母亲直言不讳地说：“连陈丹晨都老了！”
孔罗荪，原中国作协常务书记、原现代文学馆馆长、原《文艺报》主编。

婉儿

自从母亲来京和我一起住，我就睡到沙发上了。老太太有了自己的睡房，每天的午觉，她都会被窗外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也成全了我的一张一张美丽的画。 自从为母亲换了大洗手盆，母亲洗头就更便利了。她有本事，能长时间站立并低头欠身，小时工李敏给她洗，温柔的手指挠着头，她感到舒服极了。有时我也陪她到大院里的牵佰合美发店理理发，她也很满意。

婉儿

几次劝母亲学电脑，她不肯。可有一天，我收到父亲的学生范东兴从巴黎发来的电子邮件，她觉得很神奇。这下她有兴趣写一封回信，我让她在电脑前坐下，告诉她怎样打键盘，怎样使用鼠标。她打的是英文，事后得意地告诉我，她写了一封漂亮的信，因为范就很漂亮。
两年来，我用这台电脑为母亲打印出她在北京写的多篇文章。她也因而体会它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常听她这样对我命令道：“文章我改好了，那你就把它变成纸吧！”